他的小脚母亲吴浙江已煮好了饭菜，一身黑色的盘扣斜襟旧汉衫，后脑勺梳着个小圆发髻，用黑色网状发兜兜着，有点瘪，再横插一根筷子粗细泛白的祥云头银发簪。她终日戴着一条绣着蓝梅花的黑抹额，右太阳穴贴着一小方块黑膏药，双手扶着木荷棍，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以一种固定格式的微小幅度和常规可接受性的频率，机械性地反复颤动摇晃着花白的脑袋，同路过她家门口的人打招呼。
“煮饭无？”
“吃饭无？”
路人若是客气跟她搭话说多了，她便嗯嗯颤动着脑袋，枯瘦的双手紧紧攥着棍子，探出半个瘦小的身躯，特意抬高右耳，使劲地边听边努动着干瘪了的嘴，指着自己的耳朵大声地解释：“耳聋啦！听不清啦！”
当家家户户收起起袅袅炊烟，呼鸡唤鹅归圈后，大人小孩们三三两两端着满满的饭碗，陆陆续续聚拢到生产队旧食堂的矮墙上，或蹲或坐，边聊边吃。直吃到四周草虫声阵阵，聊到青蓝的夜空忽然掉落几滴雨来。人们方才端着早已干巴的空碗，起身环视下有无自家的孩子，纷纷散去。
鸡公芬也是其中一个。不过他到的时候，通常是来踅摸饭后的两三个老酒友。
今晚饭后，他特意装了两口袋过年时拜拜用的盐焗花生，一瓶子计划着喝的地瓜烧，两个通常被他母亲私藏着用来祭祀的小瓷盅。他悄悄绕到青石矮墙后，用食指戳了两下素日不沾酒的阿丰，小声说：“等下有事找你。”
于是，这场家家户户以自助餐形式的聚会散场后，两个同样瘦高的男人，背靠背坐在生产队食堂屋檐下的大石磨上，一边嚼着坚硬喷香的花生米，一边你一口我一口地嘬着地瓜烧。
“阿弟啊，只有咱辈老父们才如此吊打孩子。”鸡公芬语重心长地说，仿佛类似白天的场景曾经是多么遥远的事情。
“你不知啊……”阿丰一口吸干盅底的残酒。
“我何尝不知你的用心。于公于私，你这众人面前一吊打，倒是都有交代了。可要有节制不是，顾了自己和他人的脸面，阿梅大头母子就不要脸面了吗？”
“来！干！”
“干！”
他们喝了个月落乌啼霜满天，方才趔趔趄趄趁着月色回家。
阿梅哭了半个下午，眼睛红肿得跟烂熟的桃子一般，越想越觉得委屈气愤。本想找阿丰吵一架，偏偏晚上他端走饭碗，又不知躲哪里去了。于是，她忍气胡乱吃了晚饭，熄灯安顿好了三个子女入睡，握着一根杌叉，坐在大厅的小板凳上，聚精会神地听着门外的动静。
屋外虫语唧唧，屋内抽泣吸吸。在厅门“咿唔”被推响的一刹那，阿梅立刻蹦起来，扑了上去，举起杌叉就是一顿狂敲。
阿丰没作任何反抗，也不作声，噗噗噗挨了几下敲，便四仰八叉瘫倒在地上，呼呼大睡了。
“好啊，有本事啦！这个半路死的，打完儿子老婆，居然跑去喝酒乐观去了！我的天哪……”阿梅也“噗通”一屁股坐在地上，哭的呼天抢地。白天在村里人面前一肚子的耻辱委屈，在黑暗中倾泄满地。
住在隔壁院里的哥嫂大概是听见了动静，披衣起床，趁着月光过来探看，也絮絮叨叨着帮忙把醉成一摊泥的阿丰架到眠床上。
大哥大嫂都劝阿梅：“过了今晚就算了，还有三个孩子呢！”
鸡公芬在家门口撞上了坐在清冷月光里一动不动的老母亲，把自己吓了个不清。赶紧把老母亲扶进堂屋，搬出来老杉木洗脚盆，从水缸里舀了两葫芦瓢水，再倒了暖壶里的滚水掺温，伺候吴浙江洗脚。
“我要我的孙子洗。”老母亲早已变形得丑陋不堪的“三寸金莲”，挣脱了儿子刚要企图按下去的双手。
“好好好。”
“客婆讨一个吧！”
“好好好。”
“你都是奉承我。”
“无啦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