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在恒河流域摩揭陀等国游历传教40多年，至80岁逝世（约公元前486年）。佛陀去世以后，佛教继续传播，逐渐至于南亚以外，后世佛教虽在印度不再广为流传，却成了世界性的三大宗教之一。
佛陀传教，不是从世界起源之类的哲学问题开始，而是从分析人生问题入手。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先从基本哲学问题谈起，他回答说，譬如有一个人中了一箭，生命危在旦夕。这时候医生应该怎样做呢？如果先考虑这支箭是用什么材料造的、谁造的、造箭者的经历和技术如何、这箭有何特点等等问题，那么问题还没有提完，中箭人早就死了。佛陀认为，世人正处于无边苦海之中，如同中了箭的人一样，当务之急是拯救世人，而不是从抽象的大道理谈起。
佛陀所传的最根本的教义是“四谛”，即四条神圣的真理。四谛包括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苦谛是佛陀讲道的起点，也就是从人生的各种苦恼的现象说起。他说，苦大体有八种：一是生苦，二是老苦，三是病苦，四是死苦，五是所求不得苦，六是怨憎会苦，七是爱别离苦，八是五受阴苦。
佛教认为，人由“色”（形式、物质）、“受”（感觉）、“想”（知觉）、“行”（意志）、“识”（意识）五种因素构成。“五受阴”（五种Skandha，即上述五种因素，或译“五蕴”）苦，就是指人的身心等一切方面的苦。集谛说明形成苦的原因。佛陀对人世的苦避免从客观的社会条件方面作分析，而专从人的主观方面求原因。他认为，产生苦的原因在于有“欲爱”，包括对淫乐的欲爱、对长生的欲爱、对权力的欲爱。欲爱要求有常，可是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无常的；欲爱要求肯定自我，可是又没有一个恒常的“我”。
佛教所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就是这个意思。既然一切无常也无恒常的自我，那末“欲爱”就从根本上不能实现。这样，苦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佛教又继承了婆罗门教的轮回思想，认为有欲爱就有思想和行动，有思想和行动就必然造成其后果，这就是造了“业”。
业是以前的欲爱的果，果又成了以后的因。于是因果不断，生死轮回不已。如果说，佛教强调欲爱是痛苦的原因，这还是一种认识上的片面性（片面强调痛苦的主观原因），那么，佛教所说欲爱引起生死轮回，纯粹是一种宗教迷信的说法，是无法用理性给以论证的。灭谛说明佛教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苦。佛教认为，消灭苦的关键在于消除欲望，要做到“欲爱永尽无余，不复更造”。
人类社会总是在不断地克服客观的障碍和困难中前进的，所以应该珍视人的不畏苦、不怕难的奋进精神。佛教却教人消除欲爱，用消除主观的方法消除主客观的对立，以达到佛教所谓的“不生不灭”的绝对宁静的“涅盘”境地。
道谛说明佛教修道的主张和途径，包括“正见”（信仰正）、“正思维”（决心正）、“正语”（言语正）、“正业”（行为正）、“正命”（生活正）、“正精进”（努力正）、“正念”（思念正）、“正定”（精神集中，禅定正）等“八正道”。八正道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从理论上领悟佛陀所宣扬的教义，以提高信徒的宗教智慧；另一方面从静坐中体验佛陀所宣扬的境界，以提高信徒的宗教修养。
佛陀的教义和婆罗门教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主张“众生平等”。婆罗教认为，神是人的命运的主宰，神和人当然是不平等的；在人类之中又分为不同的种姓，种姓之间又是不平等的。可是佛教不承认神的主宰地位，把“神”和人以及其他生物都放在“众生”之列。佛教认为神比人有大得多的神通，但是神作为众生之一种也不能免除轮回之苦。神还必须从佛陀教义的启示中求得最终解脱，祭神求福就完全是荒唐的事了。
佛陀又驳斥婆罗门教的不同种姓从普鲁沙身体不同部分产生的神话。他指出，一切人都是母亲怀胎而生，没有什么区别；每个人沐浴以后都能变得清洁，根本不存在婆罗门教所说某一种姓清洁、某一种姓不清洁的问题。佛陀还说明，社会上的不同种姓只是由于不同职业分工形成的，而不是自然如此的；而且如果从分工看，刹帝利作为君主所属的种姓，地位应该比婆罗门更高。
从佛陀反对婆罗门教的不平等的主张来看，它的作用是积极的。可是，佛陀所主张的“众生平等”的正面意思是，一切众生，只要信奉佛教，都有可能超脱生死轮回，进入极乐世界。这平等只是进入虚无飘渺的天国的平等，本质上只是一张空头支票，所起的也只能是一种麻醉人民的消极作用。而且，佛教还禁止收纳负债的人和奴隶出家为僧，因为怕触犯债主和奴隶主的现实权益。这就更可以说明佛教主张的平等是没有实际社会意义的。
佛陀所传的教义适应了当时各种姓（尤其是刹帝利和富有的吠舍）反对婆罗门种姓特权的要求。佛教反对苦行，并用比较易懂的通俗语言传教。因此，佛教得到了摩揭陀等国君主的支持，受到了富人的大量布施，也从各种姓中获得了大批的信徒，很快地就发展成了一个大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