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千精锐的来到，使得沈葆桢的腰杆子硬了不少，也使倭奴方面打消了以武力解决“福摩问题”的想法，之后李鸿章又从中斡旋，黛青花了些银子给倭奴，事情就此了结。
整个事件中，沈葆桢终表现出强硬不妥协的外交态度，树立了良好的官声，也得到了朝廷的嘉奖。因而把福摩方面的管理大权都交给了沈葆桢，而沈葆桢也在福摩大施拳脚，开创了很大的事业。后来甚至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方势力，这是李鸿章也始料未及的。
所以，即便以李鸿章的精明，也无法真正了解更无法完全掌握沈葆桢。大家虽然可以合作甚至互相利用，但是真正掌握主动权的不是李鸿章，而是沈葆桢。
沈葆桢精通为官之道，并不是毫无缘故，而是有一定家学基础的，因而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第一代进入官场的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虽然沈葆桢的父亲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私塾先生，但是他的舅舅兼岳父就不一样了，是素有“黛青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之称，力主禁绝福寿膏在黛青的流行，打响福寿膏战争第一炮的民族英雄林则徐。
沈葆桢的父亲有很多藏书，林则徐作为近亲因此经常来沈家借阅。沈葆桢虽然年纪还小，但是跟舅舅说话是不需要顾虑什么的，所以很早就从林则徐的口中知道了“洋务”一词。而且他还与林则徐交流了自己对于“洋务”一些想法。
虽然小孩子的想法难免幼稚，但是林则徐却对这个外甥大为看好。后来干脆跟沈家来个“亲上加亲”，把自己的次女林普晴嫁给了沈葆桢。而且在外出为官之时，把沈葆桢带在身边加以随时教导。
所以，沈葆桢虽然不是官的儿子，却是官的外甥兼女婿，如果从官场技能传承来看，仍然是个妥妥的官二代。
而且，沈葆桢做起事情来，确实颇有林则徐当年虎门销烟那种破釜沉舟的气魄。
除了每天花二百万两银子资助李鸿章搞北洋水师，这种小意思，沈葆桢刚出仕为官的时候做的几件事，那才真是“大手笔”。
沈葆桢十六岁中秀才，二十一岁中进士，先是按照所有进士的流程，被点中做了三年庶吉士，散馆后被授予编修，很快升任监察御史。然后又补了江南道监察御史的缺，再过了一年又调为贵州道监察御史。
监察御史这种职务，虽然会挂上各省的名头，但是实际上是如假包换的京官。京官虽然在天子脚下为官，比较接近权力中枢，但很大程度上只是看上去光鲜好看。因为你虽然接近权力，但是你本身只是一个小官，掌握不了真正的权力，只有被驱使的份儿，不要说权力，连自由都很少。而且在这种最高权力的直接监督之下，虽然也有很多捞钱的机会，但是主要还是要按照陋规接受由地方官员孝敬才行。巧立名目肯定不行，伸手必被捉。可是京城的物价那是相当的高了，买房是不可能的，租房也成为一大笔开销。
所以京馆都很渴望获得外放的机会，哪怕正式收入不高也没关系，但是外捞多啊。再说地方官的正式收入也已经相当高了。
但是外放的机会可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不仅要跑关系，还得等机会，论资排辈。
好在林则徐的威名给沈葆桢加了不少分，朝廷也很期待这位名臣的外甥可以像其舅舅一样，在地方做出一些政绩。所以沈葆桢熬到三十七岁的时候，终于获得了被外放为地方官的机会，这对于很多京官来说真的是黄金年龄啊。
然而这次外放机会的到来，并没有让葆桢喜笑颜开，相反让他感到非常大的压力。
因为此时正是太平光明国崛起之际。太平光明军已经如星火燎原燎到了沈葆桢准备就任的江右省。
这官只要一赴任，那就是上战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