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周易本义》在解释《周易》一书时是从占筮角度去解说的。朱熹从卜筮角度解释《周易》，实乃是一种错误认识，正如以象数义理去解释《周易》那样，虽然是指向《周易》的义理，但已然是一种错误认识。都是先见得《周易》里的六十四个画符号，而受到先秦史巫卜筮的影响，而把八卦象数之学说来释解《周易》了。从根本上来说两者无论象数义理解释《周易》或是从象数卜筮解释《周易》，都与原创《周易》是不相符的。但从社会学意义上来看，象数义理释解《周易》，比象数卜筮去解释《周易》无疑有其极积的意义。
当然朱熹也不可能把史巫的八卦卜筮从《周易》上剥离出去，他既没有见过殷商的甲骨上的“六十四画符号”，他也无法弄懂“六十四画符号”与《周易》一书原初的关系。他所见、所用的是传承下来的今本《周易》，他又不去思考《春秋左传》里记载所隐含的《周易》文本史实，他只是把《周易》按春秋史巫的卜筮一个方面去认定《周易》的性质了，这虽有历史的因素，而更有朱熹的偏见与无知。
在对《周易》文辞上的理解与认识远比不上他的理学祖师爷程颐(因为朱熹是北宋程颐的三传弟子的门徒)，至于朱子对《周易》所作的解释更是支离破碎，既没有说出个什么，也说不出个什么。自然是从筮的角度与八卦、阴阳、图式、象数角度去注释《周易》，看朱子的注释比看《周易》是大煞风景。若把《周易》当成一付完整的图画，那么朱熹的注释，如同七岁小儿在那付图画上一阵乱涂乱画，破坏了那付完整的图画。
而在《周易本义》一书的卷末有一题目为“筮仪”，却是专一讲述筮卜时的规距与起筮的仪式。
“筮仪
择地洁处为蓍室内，南户，置床于室中央。
床大约长五尺，广三尺，毋太近壁。
蓍五十茎，韬以纁帛，贮以皂囊，纳之椟中，置于床北。
椟以竹简，或坚木，或布漆为之，圆径三寸，如蓍之长，半为底，半为盖，下别为台函之，使不偃仆。
设木格于椟南，居床二分之北。
格以横木板为之，高一尺，长竟床，当中为两大刻，相距一尺，大刻之西为三小刻，相距各五寸许，下施横足，侧立案上。
置香炉一于格南，香合一于炉南，炷香致敬，将筮，则洒掃拂试，涤砚一，注水，及笔一，墨一，黄漆板一，于炉东，东上。筮者齐洁衣冠北向，盥于焚香致敬。
筮者北向，见《仪礼》。若使人筮，则主人焚香毕，少退，北向立。筮者进立于床前少西，南向受命，主人直述所占之事，筮者许诺。主人右还西向立，筮者右还北向立。
两手奉椟盖，置于格南炉北，出蓍于椟，去囊解韬，置于椟东。合五十策，两手执之，熏于炉上。
此后所用蓍策之数，其说并见《启蒙》。
命之曰：假尔泰筮有常，假尔泰筮有常，某官姓名，今以某事，云云，未知可否。爰质有疑于神于灵，吉凶得失，悔吝忧虞，惟尔有神，尚明告之。乃以右手取其一策，反于椟中，而以左右手中分四十九策，置格之左右两大刻。
此第一营，所谓分而为二以象两者也。
……
凡十有八变而成卦，乃考其卦之变，而占其事之吉凶。
卦变别有图说，见《启蒙》。
礼毕，韬蓍袭之以囊，入椟回盖，敛笔砚墨版，再焚香致敬而退。
如便人筮，则主人梦香，揖筮者而退。”
这就是后封建社会里出现的一个被认为是思想界里的巨星，岂不是一幅巫师的嘴脸。后封建社会里没有人能超过的大思想家朱熹，生怕读书人忘掉如何卜筮，也生怕读书人把先圣创作的《周易》一书读错、用错，而特意写了《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教人别忘了《周易》的本义是卜筮之书和如何来起卦算卦的。这就是被称为思想巨人的朱熹给后人留下的思想么？实乃让今人不可思议。
朱熹在北宋的诸多“图式”学说上搞十九卦变图，目的是强调《周易》筮卜之用，朱熹的《易学启蒙》是讲八卦筮术的运用。北宋人建构的象数图说来“明蓍策”的，让卜筮者明白如何运用诸图的理论与方法来卜筮吉凶，包括如何结合变卦来推断吉凶。朱熹讲的《启蒙》哪里是与《周易》一书有关，纯是八卦筮术里的东西。是先秦史巫从“六十四画符号”里派生出的八卦筮术，跟本不与《周易》一书有关，而朱熹同样错误的以讹传讹的讲什么《周易本义》，把《周易》义理讲成占筮之意。
你看了这所谓“大思想家”的头脑里发出的这种卜筮的思想来，你或能认为朱熹是一位思想家吗？他不成了一位活脱脱的江湖术士和神巫的嘴脸吗？你看朱熹教给的“筮仪”步骤，这在中国的思想家史里唯有朱熹这样的说法，并行诸于文字，“择地洁处”、“焚香”、“祷辞”，这不正是巫婆神汉求于神启的过程吗？这就是大思想家的煞费苦心求出《周易》的“本义”与“启蒙”吗？朱子的“启蒙”与近代西方哲学思想的“启蒙”之意可是相差十万八千里。朱子的“启蒙”无疑玷污了这二字的神圣意义。不过朱子八卦筮术上的说法，只能“启蒙”那些想算卦的算命先生而已。而后世统治者推崇朱子，不仅仅朱子写了让人会算卦占卜的巫术之学说，而他在北宋的“理学”基础上成为集大成者，而集大成的无非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的反人类性的理念构架。朱熹之人在宋以后的王朝里的读书人没有不知道的，朱熹在理学的基础上建立起庞大的为后封建社会专制帝王体制服务的理论学说，朱学为帝制专制服务而精心编织起一只庞大而无形的精神“天网”，把臣民从新死死的罩在这无形的天网之中，交给王权者去奴役，臣民在这无形的精神天网里逐步被变异与退化。
而有今天的学者，研究朱子的学问，认为朱子建立起来的是一套自然哲学体系。所谓朱子的自然哲学体系，是不可与西方近代自然哲学相提并论。朱熹之学哪里称得上是自然哲学，而已然是天道神学观，把直观上的天地自然抽象为“天尊、地卑”类比到人世“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的三纲五常的等级贵贱秩序上来。换句话就是把人类的秩序，比照天道自然上的想象秩序，为君尊臣卑的不平等帝王专制体制寻找出天经地义的理论依据。故朱熹比以往的儒学更没落，更反人性。
朱子学垄断了明清帝国时期的思想界，朱子所注的四书与五经之一的《易经》（《周易》加《易传》）被明清王朝时期指定为科举的教课书。明清帝王专制上的残酷，政治上的腐朽，思想上的禁固与大兴文字狱，国家越来越贫穷落后，民智越来越不开化，帝国里的全民完全陷入了神巫之国的灾难之中，无不相信鬼神与命运，这与朱子之学在思想界里的垄断分不开。朱子学是最腐朽最没落的学说的总代表，却为专制家天下的帝王更看重。正是朱子学能够为王权专制所需要而成为国民的精神鸦片，宋以后的帝王社会里人们都成了朱子的精神奴隶。
朱子学的根本是把想象出来的宇宙的法则与人类道德政治被贯穿了起来，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深化。正是朱子用“天道”的秩序来规范人世的秩序，阻碍了中国帝制后段的发展。这是有临国日本在近代史上的哲学突破实证，即日本突破了朱子之学的禁固，日本从封建意识中突围出来，而走在了中国的前头。
至于朱熹的“易学”，恰恰朱熹是有眼不识泰山，把《周易》看走了眼，把《周易》说成了筮卜之书，实是把史巫的八卦筮术混淆与《周易》于一起。把义理的《周易》说成是卜筮，把《易传》里的《系辞传》、《说卦传》里讲巫术理论与方法的说成是义理，这种颠到黑白的说法，而影响到今天。
朱熹所认为的孔子做《易传》才使后人但见孔子所说义理而不复推本文王、周公卜筮本义了，这说法正是腐儒朱熹的无知，自朱熹始又一次推波逐澜，使中国巫术发扬泛滥。也是朱熹再一次使《周易》蒙羞，而庶蔽了《周易》的义理之光。孔子最大的贡献是从学术理论上将《周易》与筮术分离开来；而京房的最大贡献是将史巫附在《周易》一书上的八卦筮术从《周易》中分离出来；而王弼的最大贡献是以重义理而系统的对今本《周易》进行了注释，将《周易》与八卦筮卜术区别开来。而朱熹最大的坏处是将八卦筮术再次与《周易》混淆一起，运用北宋产生的“象数图式”学，充实到八卦占验筮术里去，并以八卦象数图式筮术之说解释《周易》的先河，其目的是强调占筮的功能。中国的社会由朱熹开始走向了万劫不复之路，使中国陷入了不可逆转的神巫之国，鬼神天命思想横行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
整个帝制里对今本《周易》的性质说法，唯独朱熹把《周易》说成是“《易》本为卜筮而作”。而朱熹之前并无人提出“《易》本卜筮之书”，这说法对后世产生了极其错误的影响。
总之，整个后封建社会里的思维是巫术的思维方式，“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王阳明语）。帝制里“卜筮”是通天神术，“理”一样是讲天道，天理。所以后封建时期里两者本身就是一回事。这正是帝王时代里的世界观与方*论，整个后封建社会里对《周易》一书性质的主流认识，是亦筮亦理的看待。而唯独朱熹把今本《周易》定性为“《易》本卜筮之书”，朱熹的错误说法却影响着现代人们对《周易》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