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曰：……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这虽假托孔子之言，但无疑用“圣人”之名，开始把天道自然观引向人类社会，为王权等级秩序寻求“天经地义”上的理论根据。这口味分明是帝王目的论。在《文言》里还引述《彖》文里的句了“地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这说明先有《彖》文，后产生了《文言》，战国末期，是新的王权大一统思想产生的时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以“乾”（天）喻君王，希寄新的君王一统天下，普天之下同亨和平，这为后封建社会乌托邦政治建构出一个无限向往的七彩光环。
“时乘六龙以御天，云行雨施，天下平也”，这里已不是希望周天子“以建万国，亲诸侯”（《大象》传）的那种共王社会，而是希望新的王者统一天下，建立一个“天下平也”的社会，是为帝王唱赞歌的时代。
《文言》还体现政治学说上的神秘与虚妄主义的倾向。如“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无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乎人乎，况乎鬼神乎。”这《文言》可以说是《系辞》的药引子，《文言》在《易传》里是承上启下的作用，上承《彖》文，下启《系辞》。
再如释《坤》的《文言》：“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这是说“地道多么柔顺呵，顺承天道而依准四时运行。”这是为不平等的宗法等级制度寻找理论根据。从直观和感性上的天地变化中抽象出天刚地柔的理论，套到社会人生里，形成男尊女卑的人伦道德政治观。这本不成理论而成为理论，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的不变天道法则。
“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这种天道观已不是《周易》里的本义。这是后儒者“训”出来的新理念，把“坤”道法则化、拟人化，把想象中的天道法则套向人类社会。自战国时期的儒者开始不断的打造这“天道”的“金箍咒”。古人看到头上的天，脚下的地，就寻出个天高地下的天道观，上升到人伦社会中就形成了尊卑理念。这来自于天道自然观的认识，就认为地道柔顺，是顺承天道，而依准四时运行。为人类社会寻长到永恒秩序的自然法则。而古人为何不去认为是天道的柔顺，才给于地道上四时的光明普照呢？因为这样就不能类比推理现实王权等级专制秩序的合理依据了。这是类比思维的方式所决定天道自然法则的理念形成，还不会上升到理性的逻辑推理，而只是带有原始思维类比联想。这也与先秦时期，而缺乏古希腊古典时期哲学中的逻辑学发达有关。苏格拉底从日常的辩论（对话）中去寻求事物的真理，而先秦的哲人们却是从“仰观”与“俯察”这天与地的直观思维上去寻求比类事物的道理。儒学的目的论很明确，儒学从神学中突破出来，走进了王权等级秩序的目的上。
如《文言》：“阴虽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化有终也，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
这终于把天道法则引向社会人伦政治上来，战国时期的后儒者终于锻造完成天道自然法链，套在人类社会中。天如何，地则如何，社会人伦则应如何，这就是先秦政治理论思维模式。无疑这种比类思维与《诗》、《周易》这早期文化典籍里的思维方法的影响分不开。在先秦时期在认知思维上没有出现过断裂，一致于这种思维方式延续了二千多年，至到西方船坚炮利打开那古老而神话般封闭的王国，这种传统上比类思维的天道自然法则的链条才断裂，并逐步被解体。
天道法则，已体现在《文言》里，而《周易》里的《乾》、《坤》两篇内容是不同于这《文言》里所发挥出来的道理。《乾》原文里的“群龙无首，吉”，与《文言》里所体现王权思想，恰恰是两个不同时代政治思潮的反映。而《坤》原文无非讲述大地的“厚德”让“君子”立足大地，才能建功立业。还没有出现什么天道，地道，臣道，妻道这种等级秩序理念。《周易》里“君子”之治的思想观念，在《文言》里完全没有体现出来。完全把《周易》当成装进时代新思想的筐筐，被《文言》作者装进去了君道，臣道，妻道，这王权等级秩序的新理念。
从《易传》文里的《大象》、《小象》、《彖》、《文言》一路走下来，确是走在《周易》义理的大道上。这释《周易》是遵循着《周易》的义理基础，承继着《周易》里义理思想。不过是发展了《周易》，从释《周易》过程中，阐发出时代特色的新观念，既不是回答筮卜之说，也不是解答如何筮卜（算卦）的。
我们从《象》、《彖》、《文言》来看确实是遵循着《周易》始创的义理学说，释解发挥，再到发展与创新。那是随时代的发展，《易传》的作者们也不断的把时代的文化思潮、观念装进《周易》解释的筐子（即《周易》学）里去了。终于在时代的召唤里，背离了《周易》原来的义理宗旨，突破了《周易》里的思想而阐发出新的思想与价值观。
战汉之际的思想家们，也终于建构出了帝王理论架构，为中国帝王时代的开幕，完成了一篇精彩的帝王宣言——《系辞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