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清华简》的发现（清华入藏战国竹简），已有研究者通过对《保训》篇的发布，而从其中的“侌 （阴阳）之勿（物），咸川（顺）不 （逆）”。这一句里理解认为，《周易》在周文王时期已经产生。把“川”理解为“坤”卦解释。这本是在传播中，连竹简上的文字都没有统一规范及公认的说法时，可有人望字生意，就论证出《周易》如何如何的，那只是以讹传讹的说法而已。
也正如我们前边说的从一句“吾百占而七十当……”，而理解成孔子是一位爱占筮的人。这不能认为是学问与学术上的自由，而是做学问与学术上的悲哀。
这些都是节外生枝的话，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孔子是春秋后期的一位伟大思想家，孔子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认识与论述，无疑在先秦时期为战国百家争鸣，开启了理性之门，也为先秦时期那场中国式的启蒙运动做了一个奠基。
帛书《要》文反映孔子对筮卜与《周易》讲德义的论辩，无疑是理性与进步的思想。那应是先秦最具有启蒙意义的哲学思想了。那段话所表现的思想性，无论先秦，抑或是后封建社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古绝唱。再没有人，也没有典章里出现过真对《周易》是卜筮是义理的辩证论述了。《要》文之后，纵然长达两千多年里再没有过谁能像孔子那样精辟的对《周易》一书正确的认识过。但遗憾的是就这《要》文却成了绝学，不传于后世。正因是帝国的统治者，看到那理性的东西与帝王专治家天下的统治思想是不相适应，所以才庶蔽起来，只能带到坟墓里去了。汉统治者把先秦《易传》不适应统治要求的思想观点删除掉，而把适合的给保留下来。这才是帛书《易传》里《要》文不见天日的真正原因。
孔子看到了《周易》一书里的真理，可无情的苍天没有“降斯于大任”于孔子，若孔子多活上几年，就能够把《周易》的文辞和义理充分掌握了。可孔子没有完成这一划时代的历史重任。而孔子刚刚发现《周易》里的“德义”之声，也被无情的历史之门关闭了。这刚刚开启的希望之门一关就是两千多年。孔子对《周易》真知灼见的认识，被埋葬在地下，一埋就是整个后封建时代。帛书《周易》与《易传》的考古发现，及竹书《周易》的发现，无疑对《周易》的再认识将起到大变化。也正如十年前武汉大学萧萐父教授他在《郭店楚简的价值和意义》中说：“……这次大批简书的缤纷出土和研究的逐步深化，势必对中华学术文化的未来发展产生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影响。”
而此文中引用了在**举行的“传统文化与21世纪”学术会上饶宗颐先生的话：“近二十年的考古新发现，特别是大批楚简的出土和研究，有可能给21世纪的中国带来一场自家的文艺复兴运动，以代替上一世纪由西方冲击而引起的新文艺运动。”（《部分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饶先生的预见是可能的。有可能从考古发现的简帛书上的研究，对传统文化思想的新发现与对古典文化的再认识。看有多少先秦理性的东西而被黑暗的后封建社会里所庶蔽。但愿出现饶先生的那种愿望的预见，而不是像学界里从帛书《易传·要》文里错误的研究认为，把孔子变成一个非理性的人了。说孔子常常占筮，还是占筮高手，这恐怕不但不能带来一场自家的文艺复兴运动，而是带来了一场“封建”迷信上的复兴，那可是很悲哀的结果了。
我们讲了春秋时期《周易》一书的出现，在《左传》一书里记载是被史巫用于筮卜，其后也有上层人士把《周易》一书做义理之书看待，而直接引用《周易》里的内容来说理。在春秋时期《周易》一书形成了两种用法，史巫手里用作筮卜，上层贵族学者手里看作义理之书。而到春秋后期，产生的一位伟大思想家孔子，老而好《易》，才所见《周易》一 书的真理，旗帜鲜明的表述《周易》是讲“德义”的书。“吾与史巫不同，吾求其德而已”。可这说法成为绝唱，不得传于后世。而《论语》里所反映孔子对《周易》的义理看法，同样被后封建社会里学者歪曲，又被今天的学者不能正确的释读均没有发挥到应有的作用与价值。
帛书《易传·要》文的重见，为我们提供了孔子这位伟大思想家理性的对《周易》的认识。孔子理性的认识《周易》无疑对先秦“易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那么，孔子所见的《周易》文本，无疑是春秋《周易》文本了，而非是已被改造成的“九·六”数字卦爻式《周易》文本。当然有《左传》中的记载，春秋时期巫史已将春秋繇题文本《周易》用于筮卜了，孔子所见的只能是春秋《周易》文本，虽然《要》文中并没反映《周易》是何种的文本。既不反映“繇题”内容，也不反映“爻题”内容。但可以推知，孔子时期所读的《周易》文本，是把画符号及名称加繇辞的春秋《周易》文本。
我们说了《左传》与孔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孔子之后的战国时期对《周易》一书如何的看法与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