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善挎个半截口袋出了门。女人把小孩放床上，撵出来，说：“扒几块，就回来。”男人说；“我知道。”他走出当院、大门楼，沿着路边往村外走。女人回屋关上门，叹一声，把灯端到里面的床头柜上，坐床上，盖住腿脚，纳鞋底。昏黄的灯光照着她消瘦的脸。
汪善走到庄东头，看着黑乎乎的红薯地，不敢下地。他走进一片老坟地，蹲会儿，听四下无动静，站起来，心跳着下了地。他轻抬脚、慢落下，一点一点往前走，走不远，蹲下身，正要偷呢，忽然觉得这儿离路近、万一路上走人容易被发现，于是便又站起来，踮着脚尖走到地中间，蹲下身，又下意识地朝四下轮几眼，这才摸着鼓堆大的红薯棵抠起来。他扣了一小半袋子红薯，怕万一此时来人，便站起来，背着袋子，蹚着红薯秧，往外走。
突然，“唿隆”一声。汪善吓得心狂跳，赶紧趴下，抬着头，瞪着眼，屏着息，支着耳朵听。他听见那声音渐渐远去了，停会儿，听不到声音了，这才明白是自己刚才把兔子惊起来了。他又慢慢爬起来，背起袋子，蹚出红薯地。
他沿着墙根走到井沿的路上时，突然，一道手电灯光从路西的岗上射在他身上——巡逻的队委会干部发现了他——汪善吓得脸煞白，愣住了。队长大声责问；“你背的啥？”汪善颤栗着说：“我......”队长走过去，摸摸口袋，知道是偷的红薯，有心放他，怎奈是官场，不敢放，便怒道；“你咋干这事呀！”汪善噗通跪下了，哀求道；“俺孩......”。
话还没说完，又一道手电灯光从路北照在汪善身上。众人扭头看去，是大队党支部书记程鹏从大队部回来了。队长心里一紧，原想着罚汪善点劳役、工分就行了，看来现在是不行了，为汪善捏把汗。书记走过去踢踢红薯袋子，一切都明白了，冷笑着哼了一声，看着民兵连长说：”把他押送到大队部、明天再处理。”民兵连长把他押送到大队部、交给值班的治安主任后回家了。治安主任把他关进小黑屋。
众干部各自回了家，队长跑到汪善家，敲着堂屋门。汪善妻子以为男人回来了，赶紧扔了鞋底，跳下床，开了门，一见是队长，顿时傻眼了。队长说：“汪善被抓走了。”汪善妻子顿时吓得脸煞白、一屁股蹾地上，发会儿呆，喃喃道：“都是我害了他，我咋鬼迷心窍，突然想起来叫他偷红薯呢？”队长叹一声，拉上门，回家了。汪善妻子呆坐在那，一夜没合眼。昏黄的灯光照在她顿显苍老的半边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