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就专书文体而言，《尚书》呈现记言的特征，但作为记言文献，《尚书》也存在记事的篇章。早期记言文献记言与记事并存乃是常态；其次，从《尚书》的篇章文体来看，大致有对话体、事语体，以及单纯记事篇章，这也是早期记言文献的常态；再次，《尚书》文体的特色在很大程度上还体现在篇名上，典、谟、训、诰、誓、命反复出现，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们均属于仪式文献，各自与特定的仪式有着紧密关联。作为礼制的外在表现，仪式具有可重复性，这种特性是造成典、谟、训、诰、誓、命这些文体反复出现在《尚书》中的根本原因。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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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所传的五经中，《尚书》残缺最多，因而问题也最多。秦始皇烧天下诗书及诸侯史记，并禁止民间私藏一切书。到汉惠帝时，才开了书禁；文帝接着更鼓励人民献书。书才渐渐见得着了。那时传《尚书》的只有一个济南伏生⑥。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他将《书》藏在墙壁里。后来兵乱，他流亡在外。汉定天下，才回家；检查所藏的《书》，已失去数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着这一些，私自教授于齐、鲁之间。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那时他已九十多岁，不能远行到京师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来从他学。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书》流传开来。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古文”写的，还是用秦篆写的，不得而知；他的学生却只用当时的隶书钞录流布。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今尚书》或《今文尚书》。汉武帝提倡儒学，立五经博士；宣帝时每经又都分家数立官，共立了十四博士，每一博士各有弟子若干人。每家有所谓“师法”或“家法”，从学者必须严守。这时候经学已成利禄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