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的十二年，大明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繁荣时代。
朱标继承了朱元璋与民休息的原则，这位新皇并不热衷于发动战争，除了海外舰队的行动，大明没有发生过任何大规模的战争，边境虽然偶有摩擦，但在明军强横的武力威慑下，总体上都是和平的。
因为并没有继承“铁人”天赋，所以朱标被迫扩大了军机司的规模与作用，逐渐将其从辅佐皇帝以备咨询的秘书机构，变成了协理批阅公文的实权部门，但军机大臣的品级依旧低微，在朝堂中被戏称为“门槛下省”，乃是揶揄还不如古代之门下省的意思......当然，这肯定有部分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滋味在里面。
另外，朱标对待文臣也颇为宽和，没有再兴起大狱，并且随着当年南北榜案定下的制度的逐渐执行，开始频繁地开科取士，进行官员队伍的更新换代，大量科举出身的士子，取代了洪武朝中后期的国子监生员们，成为了官员队伍的主流出身。
当然，这些科举出身的士子，目前还在文官系统的中下层，还得经过一些年的时间，新鲜血液流动完毕，他们才能真正彻底地成为帝国文官集团的主宰。
而这也意味着，以“籍贯”“举年”为标准，自然而然抱团形成的乡党、同年、座师等等关系的出现，强大的文官利益群体的形成，这也是帝国开始进入中期的标志。
当然，官员队伍迅速膨胀，肯定是会带来贪墨、结党这些负面弊端，不过随着帝国治理规模和难度的上升，更多的官员在短时间内，确实也有一些正面的作用。
除了扩大秘书部门和开科取士、不兴大狱，朱标还十分乐意于做一个广开言路善于纳谏的皇帝，因为作为一个守成之君，朱标很清楚，他无论做什么，都是不可能超过洪武时代的，因此，他更乐意在文治上下功夫，在日后的史书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朱标觉得“汉、唐诸君，文帝、太宗能纳谏，文帝几致刑措，太宗致贞观之治，亦皆受善之效”，所以广泛接受科道言官们的批评，哪怕有时候这些为了求名的言官，批评的过于严苛，甚至有些......刻薄。
总之，朱标成为了一个仁慈但有原则的君王。
他亲自修订《大明律》，秉持着“有罪不可幸免，无罪不可滥刑”的原则，把洪武朝定下的重重严刑峻法，进行了放宽，不再允许宫刑等以致残不致死为目的的残酷刑法的实施，但保留了凌迟......因为凌迟是用来威慑谋逆者的，这是皇权的底线，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凌迟的目的也是为了弄死人，而不是让人残缺地活着以作为惩罚。
并且朱标取消了法外行刑以及非谋逆罪名的连坐制度，民间私自动用武力责罚奴仆或盗窃者没有了法律依据，除了谋逆以外的其他罪名，也不再会进行洪武朝的“九族消消乐”了。
而对于之前在洪武朝，因为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被牵连的人，已经噶了的那就不用说了，没噶的被流放的官员以及他们的家属，也进行了赦免，允许他们返回祖籍生活，不影响后代继续进行科举。
并且对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三起大案的卷宗进行了重新了审查......这是一项工作量极大的任务，把三法司的人都快累瘫了。
少数确实被胡乱攀咬而冤枉的人，得到了平反，案件昭雪，死者得到了追赠，生者以之前的官阶加一级到一级半享受致仕的待遇，但绝大多数涉及到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的官员，还是证据确凿的。
因为跟现代世界的历史不同，现代世界的历史上，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颁布《昭示奸党录》，以伙同胡惟庸谋不轨罪，处死韩国公李善长、列侯陆仲亨、已故的滕国公顾时的子孙等开国功臣，后又以胡惟庸通倭、通元，究其党羽，前后共诛杀三万余人，时称“胡狱”，这个是扩大版的胡惟庸案。
而在目前发生的，则是只有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谋不轨”罪诛宰相胡惟庸九族，同时杀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人，这个胡惟庸案，在后面并没有产生扩大化，李善长这些功臣没有借着“胡惟庸案”这个名义被诛杀，所以真正涉案人员，就是胡惟庸的那些党羽，有的人可能确实处罚重了，但你说他平时跟胡惟庸没有勾结和利益往来，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涉及到谋反，这脑袋掉的就没什么可说的。
同时，空印案虽然性质恶劣，但因为朱雄英的因素，阴差阳错之下，也并没有杀人，大多数都是流放，能撑过十来年活到现在的，也都被赦免了罪行了。
空印案这批涉案者，说实话，说冤枉吧确实冤枉，这么多年潜规则都是这样的，运气不好就这茬被逮到了，但是说不冤枉那也不冤枉，这毕竟是违规操作，拿到台面上来讲就是该罚的。
至于郭桓案，那基本上没多少冤枉的了，全是蛀虫。
除了政治上这些事情，朱标相当关心农业、工业、商业的发展，提倡宋朝时期“四民皆本”的思想，也就是士农工商都是国家的根本。
很多新的水利工程，都是兴文朝修建的，虽然对于黄河泛滥的百年积弊依旧没有敢贸然动手，但朝廷出钱修复了洪渠堰、都江堰，修建济南运河、眉州新津通济堰，并疏浚了太湖入海水道，解除了苏松地区的水患，整个黄淮流域的河流，也进行了重新整理疏浚。
钢铁、造船、蒸汽机、瓷器、棉纺织等行业欣欣向荣，商品流动速度远超历朝历代，经济增速连年新高。
而因为从日本开采的金山银山，以及海外贸易和国内商税的巨大受益，再加上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天灾，所以在兴文一朝，国库和内帑极大充裕，对于地方的小规模自然灾害的赈济非常及时，受灾地区经常能得到免费的救济粮食和减免若干年税收的仁政，百姓极为赞扬。
朱标常说“其盛也本于休养生息，其衰也必有土木兵戈。汉武承文、景之余，炀帝继隋文之后，开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乱，岂非恃富庶不知儆戒乎？汉武末年乃悔轮台，炀帝遂以亡国，玄宗卒至播迁，皆足为世大戒。”
因此，在民间士林，朱标经常被比作汉朝的汉文帝，这个时代认为“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
当然，盛世下也不断地滋生着威胁帝国这棵大树继续勃然生长的蛀虫。
科举出身的文官开始掌握主流话语权，考成法的执行力度开始下降，文官们相互庇佑搪塞，结党营私，在相对开明的庙堂风气下互相肆无忌惮地攻讦，甚至敢在朝堂上挥拳头，这在洪武朝早就被拉出去砍头了，可见文官放肆到了何种程度。
小吏们心照不宣地开始享受盛世的红利，不断地对百姓进行各种卡要，从上到下习以为常。
商人们在短短十年之间，就以令人惊骇的速度，突破了洪武朝人为制造的社会阶层壁垒，商品流通速度的加快，给百姓提供了除了科举以外的社会晋升通道，但同时奢靡享乐之风也开始在大明市井中蔓延，人人攀比，羡慕商贾多金者，对于老实种田做工多有鄙夷。
而海外贸易所带来的种种外国商品，除了便利了百姓生活，丰富了物质享受以外，各种教派的传教士、信徒也随着商人一起来到了大明，各种五花八门甚至相互矛盾的教派信仰开始传播，其中不乏较为极端的思想，导致洪武朝那种大农村社会的进一步撕裂......戏曲、话本小说的刊行量每个月都在刷新着记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京城街头甚至常有人不着衣裳奔走，谓之“天性烂漫”，捕快亦是难治。
而大明的立国根基之一的勋贵武臣群体和卫所制度，也开始有了衰败的迹象。
因为朱标不喜欢对外发动战争，所以五军都督府常年无事，以各个势力为假想敌的战争预案逐渐垒在案牍库里塞满，却始终吃灰。
将领们除了参与海外开拓，在陆地上没有了可以获取战功的机会，北方的鞑靼、瓦剌、兀良哈等部，自知不是明军对手，所以都是远远避开过自己的日子，便是遇到了雪灾，瓦剌人宁肯向西去找东察合台汗国的麻烦，也不会南下去碰大明的边境；而南方的明军，尤其是云南方向的明军，反倒成了最有作战机会的，只不过他们处理的也都是边境的小摩擦，广西和交趾方向，则是太平无事。
东方的高丽发生过一次国内的叛乱，但没用大明出手，就很快平定了下去，日本则是继续在南北朝对峙的局面中内乱着。
西方的帖木儿汗国始终是五军都督府战争预演的最大假想敌，老瘸子在昆都尔察河谷、帖列克河战役大败金帐汗脱脱迷失，北上扫荡金帐汗国后，跟大明同步发起了东征，帖木儿征服了印度德里苏丹国，摧毁德里、旁遮普、克什米尔地区，并且稍加休整后出征叙利亚，败马穆鲁克王朝的骆驼骑兵。
在大明兴文五年的时候，帖木儿于安哥拉战役大败奥斯曼帝国，俘奥斯曼苏丹巴耶济德一世，从而建立了一个东起北印度，西达小亚细亚，南濒阿拉伯海和波斯湾，北抵里海、咸海的庞大帝国。
明军的远洋舰队与其部下的白羊王朝，在阿拉伯南部沿海地区进行了交手，白羊王朝的骆驼骑兵被明军的火器打的溃不成军，但明军缺乏足够的沙漠载具，也无法继续深入，于是草草收兵，继续进行航行。
这次交火引起了帖木儿的重视，明军火器的强大，令其颇为忌惮，所以是继续趁热打铁进行西征，还是东征大明，已经年迈的帖木儿难以定夺。
不过虽然帖木儿还没定夺好，可听到消息的欧洲人却慌了，要知道，巴耶济德一世可是把十万十字军都给干趴了，结果还打不过帖木儿，要是帖木儿继续向西，那岂不是时隔百年又要面临一次蒙古西征一般的威胁？
而这时候，大明的远洋舰队抵达了西欧。
跟大明舰队那些巍峨如小山一般的战舰相比，此时欧洲人的船简直就是小舢板，而无需展开风帆也能逆水而行的神奇技术，更是令欧洲人瞠目结舌。
加上《马可波罗游记》里描述的那种东方的种种奇闻轶事，比如华夏的纸钞一张就可以兑换大量的白银，又比如华夏的黑色的石头（煤炭）燃烧起来放出来的热量比木材大得多，再比如户下遍地都是黄金，人们用黄金铺地，用宝石造房子，金银财宝多得不得了，遍地都长着香料，香料多得唾手可得......这些固有的浮夸印象，在大明远洋舰队到来的时候，不仅没有破碎，反而更加刻板了。
因为有幸登上大明战舰的西班牙国王发现，大明的战舰是真的烧黑色的石头来驱动的，而且大明拥有的金银，装满了一个又一个船舱，多的让人眼花缭乱，同时那些香料（来自南洋）也被随意地散落在货仓里，似乎明人并不晓得这东西到底有多么珍贵一样。
至于“用宝石造房子”，在西班牙国王获赠了一些只有番邦国王才能得到的琉璃瓦的赏赐后，似乎也被坐实了。
当然，也不是没有见钱不要命的欧洲人，这些蛮夷拿着冷兵器，想要劫掠大明的商人，可刚掏出刀子来，没走几步就被隔空送走了。
这种诡异的杀人手段，让欧洲人大为惊恐，他们将其理解为“女巫的诅咒”亦或是什么别的东西，总之，那个长杆子，就是东方巫术的发射器，应该是类似于魔杖之类的存在。
野蛮自大的沿海欧洲贵族，以及一些来自北海的海盗，在大明远洋舰队从西班牙启程前往法国的时候，也想来分一杯羹。
但随着一场海战，哦不，也不能说是海战，只能说是“打靶”，一场大规模打靶过后，纵横北海的“传奇海盗”们，就都沉到海底喂鱼了，而明军唯一的损失就是一艘战舰因为追的太猛，不慎触到了暗礁，虽然有水密隔舱，但航速不可避免地下降了，需要拖到有干船坞的地方进行临时维修。
第一次欧洲之旅，让野蛮的欧洲人见识到了遥远东方的大明帝国的强大与繁荣，从此以后，欧洲上流社会的贵族们，以学习东方的礼仪、文化，使用东方的器物为荣。
当马三保所率领的远洋舰队返航的时候，在非洲南部和东部进行了简单的补给，随后跟马穆鲁克王朝做了点生意，让沙漠里长出了一些东方样式的冷兵器和甲胄。
在南印度，大明舰队受到了当地人的广泛欢迎，不过锡兰王国不太开眼，想抢劫大明的船只，所以锡兰王国被灭了，他们的国王被马三保带回来留学。
大明成为了南洋新的霸主，昔日的霸主满者伯夷帝国可谓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在内乱后，皇帝维卡拉玛瓦哈纳与皇后维拉胡米于内战中遇难，他们的女儿苏希达继承了皇位，成为了帝国的第五任皇帝，只不过这时候满者伯夷帝国的实际控制地区，已经极大缩水了，只剩下了爪哇岛附近的地区，对于大明的海权，无法构成任何威胁。
至于陈祖义残余的海盗集团，听说他们跑到了更南方的大岛，那是一个很大的岛屿，称之为陆地更合适一点，只不过那里到处都是沙漠，还有各种奇形怪状的生物，只有沿海才有一点点人类能居住的地方，根本没有任何占领价值，即便是海盗，如果不是走投无路，也不会往那个方向去......过去那里都是被满者伯夷帝国当做重刑犯的流放地，流放到那里自生自灭。
但奇怪的是，大明舰队在旧港休整以后，派出了一支分舰队，以“追剿海盗”的名义，向那个大岛去了，这支舰队里面还有数量不少的工匠。
这十二年的时间还发生了很多事情，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隐患，但总而言之，朱标统治的时代，是一个不可不扣的盛世，是一个黄金时代，朱标是一个很好的守成之君，他废除了不少洪武时代的严苛法令与政令，努力发展农业、工业和商业，经济快速增长，百姓的生活水平随着贸易和收入等因素而极大提高，再加上朱标在组织著书、收藏图书、广开科举、虚心纳谏等方面的努力，对这个时代后世史书中溢美之词注定不胜枚举。
大明空前的强大，一切似乎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当然，这也只是似乎。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明军之中新老交接的完成，作为立国之基的勋贵武臣集团的第二代，开始有了大量的怨言和牢骚。
凉国公蓝玉成为了五军都督府的掌舵人，而继承了曹国公爵位的李景隆，继承了魏国公爵位的徐辉祖，被晋封为辅国公的梅殷，还有郑国公常茂等人，都对十余年无战事，感到极大的不满。
没有战争，哪怕明军有着极为先进的火器，战斗意志和组织能力、战争经验这些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开始了下滑。
社会上蔓延的经商风气，让卫所兵出现了缺额和军官吃空饷的情况，卫所兵尤其是地方的守备卫所，训练强度逐年下滑，有些地方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地方卫所也很有理呢，天下太平，训练有什么用呢？既然没用，也不怎么查，上什么心呢？这些兵器“损坏”了一些，军粮“受潮”了一些，也很正常吧，至于做点小买卖那更正常不过了，东南卫所还有不少在偷偷搞走私贸易。
甚至于，连边军的卫所，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只不过没有内陆地方的卫所这么严重。
毕竟边军在边境上跟敌人多少还是有些小摩擦的，而且那些异族也没有太大的贸易需求和相应的财富来进行贸易。
但是因为武器装备的先进，以及无往不利的胜仗，也让明军中普遍出现了“老子天下第一”的骄纵心态，认为只要端着火铳出去，莫说是“一汉当五胡”，就是“当五十胡”、“当五百胡”都是等闲之事......目前看来或许事实确是如此，但这种心态，依旧极大地影响了明军的战斗力。
相比于十余年前的征日之战，完成了新老交替的明军，从军官到士兵都普遍缺乏实战经验，油滑偷懒投机等风气严重，新兵们难以像那批参与过捕鱼儿海之战的老兵们一样爬冰卧雪还能顽强作战。
不过好在还没烂到根子里，还有那些参与过征辽东、征漠北的老将们存在，但这些人也普遍在当年二三十岁的年纪，一转眼就到了四五十岁。
至于参与过征安南、征高丽、征日本的军官和士兵，数量要更多一些，他们也更熟悉火器时代的作战编组和理念。
军方，或者说国公们的一致观点，就是现在的明军只要对外打起仗来，还有的救，还能通过几场大战，恢复到当年的虎狼之师的状态。
将领们也能获得军功，中下层武官能够得到晋升的机会，而不是这样按照资历慢慢熬。
但是如果继续这样文恬武嬉下去，再过十年，明军的战斗力就会严重下滑，再过二十年，等他们这批人也老去，就没救了。
除非，出现大规模内战，把军队重新锻炼出来。
而内战的苗头，似乎也出现了那么一点点。
塞王们在边塞拥兵三十余年，以汉晋时“诸侯王”自诩，其中不乏骄横跋扈之辈，而朱标对于这些弟弟和侄子，一向心慈手软不忍重罚，即便是有出格之举，也只是罚俸禄、遣使当场斥责，最多就是打发到中京凤阳去思过一段时间。
因此，藩王们，尤其是八大塞王，更是有恃无恐。
在很多事情上，作为太子的朱雄英，与作为皇帝的朱标，观点是不一样的，这是无可避免的。
而双方也一直都默契地避免着发生冲突，但日积月累之下，种种矛盾，确实也是越来越多。
太子有兵权，在军中素有威望，还有一部分行政权。
若不是朱标为人仁和，再加上朱元璋驾崩前要求他遵守的誓言，换了别的皇帝来，说不得就要发生李承乾故事了，这也是父子君臣间的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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