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田均税法内容：下令全国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为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作用：清丈出大量隐瞒土地，增加了政府收入；部分农民免除赋税，得到实惠。这项法规，也没有本质的变化，而是改进了操作，等于是在实际基础上的实施。这项实施，因为增加了田赋的基数，在这个新的比以前更大的基数上，即使不增加田赋比例，也能增加朝廷财政收入。不过，这个也没有必要打着变法的旗号，只需要选派能吏推展已存制度，就可以实现。
农田水利法内容：鼓励垦荒，兴修水利，兴修水利的费用，由当地住户按贫富等级高下出资，也可向州县政府贷款。作用：水利工程广为修建，保证了灌溉；耕地面积增加，农业生产发展，政府税收增加。
弊病也很明显，首先是兴修水利数量逐渐成为官员政绩考核标准，一些地方官府强制百姓修建水利，加重农民负担。这样的事情应该由官府组织和出资。
市易法内容：在东京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作用：限制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最大的问题还是为了什么目的，本来是平抑价格辅助弱小为目的，却变成如同盐铁茶官营取利，本质上成为利用官府的庞大势力，与民争利。
均输法内容：设立发运使，掌握东南六路生产情况和政府与宫廷的需要情况，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统一收购和运输。作用：降低国家支出，减轻了纳税户的额外负担，限制了富商大贾对市场的操纵和对民众的盘剥，便利了市民生活。弊病：这些潜在的作用，由于急功近利和用人不当，基本上没有得到实现，反而引发了多种矛盾，比如花石纲，全国养一城。
强兵之法北宋政府奉行养兵政策，士兵多但良莠不齐；集中军权、更戍法，直接削弱了军队战斗力。
将不识兵、将无常兵、将帅指挥受制太多，不能灵活作战，士兵经常换防，缺乏训练，素质低下。这些措施都是日常管理上的改进，本该如此，不用强调使用变法手段。
保甲法内容：将乡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民户家有两丁以上抽一丁为保丁，农闲时集中，接受军事训练。作用：加强对农村的统治，维护农村社会治安，也提供了军事储备。同时，这个制度也在推行青苗法中提到担保左右，富户和贫户搭配，富户为贫户提供青苗借款的经济担保，还款失约，往往造成提同在一个保甲里的富户破产。
裁兵法内容：整顿厢军及禁军，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潜在作用：提高军队士兵素质。问题上，这措施只是将不合格的兵丁换个地方，而不是真正让士兵强大。
将兵法（又叫置将法）内容：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专门负责本单位军队的训练，以提高军队素质。作用：改变了兵将分离的局面，加强了军队战斗力。不过，在最关键的级别上，没有什么改变，而军队的行动，哪怕是战争时期，也必须派遣军官领导，而且他们基本都是文官，这个却没有任何改变。还有，那些军官都受皇上的直接指挥。即使瞎猫碰死耗子他们懂得军事，他们整天混在皇宫里，他们知道敌情吗？不过，这个改变总归好过不改。
保马法内容：将原来由政府的牧马监养马，改为由保甲民户养马。保甲户自愿养马，可由政府给以监马或者给钱自行购买，并可以免除部分赋税。不久废止，改行民牧制度。作用：马匹的质量和数量提高；政府节省了大量养马费用。这个存粹是胡闹。高质量战马必须集中饲养，个体农民即使有人能养好，也不能保证质量一样，参差不齐，如何上战场。
军器监法内容：监督制造兵器，严格管理，提高武器质量。作用：武器生产量增加，质量也有所改善。这个更是瞎胡闹，质量无法保证，任何秘密都无法保持
取士之法，王安石在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体制改革的同时，也非常关注人才的选拔、培养和使用，主要是为变法造舆论。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惟才用人这三个具体措施。这个方面的变法，应该是范仲淹变法的继续。其中有改革科举制度，内容：颁布贡举法，废除明经科，而进士科的考试则以经义和策论为主，并增加法科。作用：把科举的立足点放在选拔具有经纶济世之志和真才实学的天平上，扩大考选名额。还有整顿太学，施行三舍法，实行分上、中、下三班不同程度进行教学的太学三舍法制度。
以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太学生成绩优异者不经过科举考试可直接为官；同时，提举经义局，修撰儒家经典，编纂《三经新义》；设置武学、医学、律学专科学校，培养专门人才。最后是惟才用人。重视对中下级官员的提拔和任用，使许多低级官员和下层士大夫得到发挥才干的机会。主要是为了变法的需要，王安石任用不少有才无德的人，这也导致变法失败从用人失败开始。
二、变法涉及哪些制度，是不是针对现有制度的改变，还是新增加的法度，试图补全原有制度的缺陷
（一）庆利新政从庆历三年（1043年），实行了一年，便告终结。从真宗开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已经确立，这是我国古代皇帝制度下最为民主的体制。士大夫的言论比较自由，他们多是通过科举考试的公平竞争成为进士之后，进入仕途。国家实行治法，一切依法行事，皇帝也不能例外。监察制度比较完善，中央台谏官的权力相当大，可以弹劾包括宰相在内的各级官员，可以监督皇帝的违法行为。赵宋立国至范仲淹变法共历八十余年，八十年间宋朝中央集权统治而出现全面危机，冗官、冗兵、冗费导致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范仲淹认为政治的腐败是北宋贫弱的根源。当时北宋“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帜。”要使国家摆脱危机，臻于富强，必须“择吏为先”。这是一切改革的基础。所谓，“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宋仁宗在庆历三年（1043年），分别任用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担任了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谏官等职务，并“为之开天章阁”，责成他们在政治上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为此，范仲淹提出了十项政见，为变法张本：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长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谣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得答皇帝信任而实行，“天子方信向仲淹，悉采用之。”可以看出，范仲淹的十事中，前五项属于整顿吏治，后三项属于富强国家的问题，最后两项是为了保证政策能够顺利地实施。结果，这次改革尝试遭到守旧大臣的反对，宋仁宗的支持也很不坚定，结果没有出现什么成功就无疾而终。如此惨淡收兵，自然也没有什么造成重大影响。因为变法主将范仲淹极富同情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使他成为大家接受的圣贤、作人的楷模而让他的施政主张也随之被人接受。但是他的想法不错，政治上却没有足够的能力，软弱而低能。他虽然被仁宗重用推到变法主导人地位，实际上并不具备领导变法能力。他实际上对这些极为复杂的政治漩涡，采取的态度是一个因循守旧的士大夫的典型态度，远嫌避怨，难进易退，忠直而迂腐，简单而少权变，总之是一个有原则的老好人。庆历新政一开始便受到反对派的攻击，虽然仁宗表示依然信任他，范仲淹还是感到压力很大，他在反对派的诽谤诬陷面前怕了，退缩了。新法颁布后，他不敢挺身施行，而是渐渐因循姑息，不敢建明大事。主将畏葸不前，令许多热心的拥护者心灰意冷。范仲淹害怕祸患及于自身，因此不安于朝，随即乞罢政事，要求外放，放弃了对变法的领导。反对派穷追不舍，朋党之论更盛，终于导致改革派被贬斥，新法全部废除。顺便说一句，有宋一朝，凡是正直良善的大臣无论文武，都是一受攻击，变挂冠求求，包括岳飞都没少干这种事情；反观那些奸臣，反倒是意志坚定，坚持不懈，稳坐庙堂高位，以至于颠倒黑白，把那些回避责任自身安危放在第一位的人视为高人一等。范仲淹改革以整顿吏治为先，侧重的是官僚制度的改革。他改革的具体措施是依靠选派官员完成特殊使命。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选派了一批精明干练的转运使，到地方上去澄清吏治，自己则坐镇京城里，根据各方面的报告，翻开花名册，对不称职者，每见一人姓名，一笔勾之，以次更易。同时，留意选拔合适人选，既得人，则委逐路自择知州，不任事者，奏罢之，公权择通判人。在这样比较严格考察下，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官员被除了名，一批有才干的人被提拔到了重要的岗位。显而易见，这些施政触动了相关官员一直就得到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激烈反抗。北宋自太祖、太宗就制定了恩养士大夫的国策，扩大了中、高级官员的“恩荫”制度。通过恩荫，每年都有一大批官员子孙获得官衔。但这些官员大多素质低下，无所作为，使得需要他们操作的各级管理职能难以正常运营，同时。大量冗员还加重了宋代的积贫现象。受到影响的人和潜在的同级官员阶层此坚决反对，于是联合起来，对范仲淹等改革派进行诽谤和诬陷，并且愈演愈烈，他们说范仲淹与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结为朋党，这就构成了皇帝最不能容忍的罪状。虽然宋仁宗对朋党之罪可能未必相信，但在反对派如此强大的势力下，他开始动摇了，失去了改革的信心。到庆历五年（1045年）初，同样范仲淹卸责，变法以失败结束。这是一次没有成功的试验。范仲淹目光远大，在吏治问题还不太严重时就抓吏治是正确的，但过于理想化，打击面太大、太急，阻力就大，以致在官员当中无法获得需要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自己引退，维护了朝堂秩序的稳定，也没有造成社会动荡不安，随后，出现了庆历之治和嘉祜之治短暂好转，另一方面，问题也在逐步恶化，吏治没有改善，财政逐步出现赤字，引致一场更大的改革，就是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
对庆历变法本身的基本评判庆历变法的主旨是改进吏治，所以只有范仲淹改革十条中前四条有关，它们分别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根据它们的内容和实质，庆历变法只涉及差派官的选拔和考核以及进入候选官吏的科考途径。可见庆历变法的诉求不是对整个冗官的解决，也就是即使庆历变法获得完全的成功，也没有解决最基本的冗员问题。同时，提高官员的效率和改善后备官吏来源，也并没有针对冗员本身，效率提高，只能说给减少冗员提供了可能。但是从宋朝一开始的职官制度设置，效率就不是重点，重点是互相牵制保证皇室统治的安全，它的各级管辖从京都到地方的分权、文武高度分开，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还有剥夺军职给官给田都是捅一个目的，那些才是宋朝体制的根本，没有可能触及的。所以，庆历变法目的也不是解决三冗，而是提高参与统治的各级官员的执政效率，只有在这个层面才会引起矛盾，但是这个矛盾和惯常的官吏考核是重合的功能，范仲淹没有必要集中在自己手里。他替换的那些渎职官员难道不应该在例行考核中被撤职？这是在智慧上的不足。这些缺点使得变法在小范围内也没有实现变法的目的。而仁宗的动摇、范仲淹的软弱，甚至造成变法根本就没有形成核心力量，焉能不失败。
（二）熙宁变法庆历新政二十六年以后，也就是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了王安石变法。这时候，宋朝之前没有解决的问题日趋严重，北宋的衰颓日甚一日。相比较而言，熙宁初开始出现国库收入下滑现象。熙宁之前的几年，国库这部分已出现赤字，需要内库支助。为了解决问题，王安石在神宗支持下，再一次倡导变法。但是王安石对北宋社会的认识，他的变法的目的却与范仲淹却大相径庭。王安石认为：北宋的主要问题是不会理财，变法应在生财、理财上下功夫。而官吏政治的腐败，不是主要问题。反而应该普遍加俸，厚禄养廉，使官员感受到改革的好处，争取他们支持经济变法，也就是说，他的目的不是解决三冗问题，而是在客观事实杀官扩大了三冗。而本来由于三冗引起的社会矛盾，不但未能受到限制，反而受到怂恿而更加扩大，而且深入到朝堂上，让从皇上到大臣到各级官吏所有人都犬儒其中。
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而熙宁变法则以理财为方今先急，为了增加税赋受人，在制定法规、选用官员方面都将能不能增加收入放在重大位置上。早在嘉祐四年（1059年），王安石在写给宋仁宗赵祯的《言事书》中曾经概括地举述了存在于北宋中叶的严重问题，以及造成这种问题的总根源，但是皇上和主政大臣却没有任何反应。直到十年以后的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才终于受到了神宗的重视，王安石才聚合吕惠卿、曾布等人，先后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新法。为了保证变法的顺利实施，他们另设一个为新法制定法规的新机构，名称是制置三司条例司。后来在群臣反对下，取消条例司，又将权力转到司农寺。新法以理财为先，主要的目的是富国强兵。主要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均输法、市易法、免役法、保甲法和保马法等法令。这些法规和相应施政，初衷是从生产着眼，减轻小农负担，抑制豪强兼并，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供天下之费。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贵族大地主的土地兼并，限制了大商人过度的高利贷盘剥，在平均劳役方面取得一定进展，给小农提供了得到改进的生产环境，在短期内和吏治良好的地方，生产得以稳步发展，改善了贫弱状况。在个人性格上，王安石比范仲淹坚强、自信，这导致他把变法推广得更加深远，也坚持了更称时间，带来更深远的影响。他对变法的追求执著而热情。他不为流言所动，更不为攻击谩骂甚至诬陷所屈，一直与守旧势力斗争，同时他面对反对势力的庞大阵营，提出“三不”主张，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在用人身上不怕被别人诬为党植，公开排斥政治上的对手，重用意见相同者。反对变法者如吕海、文彦博、冯京、欧阳修等大臣皆被王安石贬黜。对于变法中的动摇分子如吕公著，王安石毫不留情地赶他出去，对于支持变法的中下层官员如吕惠卿、李定等人则大力培植，授予高位。王安石这样做自然受到指责，说他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寰慧少年。正是这些后起之秀帮助王安石推行各项新法。神宗是支持王安石的，但是又惑于纷纷扬扬的谣言。王安石多次上谏神宗，劝他不要为流言所动，劝谏他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流俗，不要相信天象之变，要重视人事，期待神宗将变法进行到底，因此，王安石取得了更显著的效果。与庆历新政中那些尸位素餐、没有能力的冗官和小人不同，反对王安石变法者多数是当时的君子类型官员，甚至连当时赞同范仲淹变法的诸君子，如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也反对王安石变法，可见王安石的变法没有众人赞同的基础。以司马光为例，他激烈反对王安石变法，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比较有品格的一位政治家和史学家。他强烈反对新政，主要是由于二人政见上的不合。而像吕公著、程颢、苏辙这类有品格的文人，最初是支持变法，后来也转而反对变法，这也说明了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和实行的手段是出现了很多问题的，他们反对王安石变法，是就事论事，而不是政见不合的全面反对。王安石变法以理财为先，没有直接触动到上面所提到的个人层面的利益。王安石所处时代的官员，情形和范仲淹时期差不多，他们会因为触动了他们的利益而反对范仲淹，同样也会因为王安石没有直接触动他们的利益而对变法表示沉默，或者为了做官而支持王安石。此外，王安石变法还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则是他只注重法的推行，不论推行法的是何等样的人品，这就是急功近利所造成的一个必然后果，因为他没有时间准备合适的人才。比如在青苗法的推行中，反对派的理由多就实际人事而言而不是整个法规。比如，州县以多散为功，有钱者不愿借而勒借，患无钱者不易偿，因而不许借，出入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就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这些推行中的弊端导致了一些原本支持变法的官员转而反对变法，比如吕公著、程颢、苏辙等。而像韩琦这种原本支持范仲淹改革，后却反对王安石的朝官，是因王安石变法聚财的手段不是从官僚、豪强、地主中取得，而是从农工商手中攫取，通过增加农民负担实现的，韩琦正是以为民请命的姿态站在反对新法行列中去的，这样多样化反对王安石的原因，正说明了王安石的变法从设计到执行都是弊端丛生，没有做好最起码的准备。王安石变法，与范仲淹新政比较，触及的是北宋制度的表层问题。所以，能够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得以持续，王安石去政以后，神宗继续维护变法，以后直到北宋灭亡，除了元祜更化的八年之外，都是新法派掌权，都继续走变法之路，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变法的意识，只是在新的一套体系下开始继续尸位素餐。从短期效果来看，王安石的变法确实有一定的效果，帮助北宋暂时改善了积贫积弱的局面，但是也出现了更多的问题，主要是：使原来的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遭到严重地破坏，实际上变为皇帝与王安石治天下的新体制，并向皇帝个人专制独裁转化。台谏官由制约皇帝或大臣违法的机构，蜕化为御用工具，这就为权臣的出现敞开了大门。“一道德”，实际上是以思想上的专制主义取代百家争鸣。以是否拥护新法划线，实用主义的用人之道，使蔡京、王黼之流纷纷上台，官场风气空前恶化，贪污腐败同益严重。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法令颁行不足一年，围绕变法，拥护与反对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及斗争，史称“新旧党争”。御史中丞吕诲控诉王安石变法十大过失，神宗将他贬斥为地方官，王安石举荐吕公著代替其职。韩琦也上疏规劝神宗停止青苗法，在反对派的巨大压力下，神宗打算同意，执政曾公亮、陈升之等乘机附和，王安石虽多方辩驳，神宗仍然认为应听取各方面的建议。随后，王安石称病在家，继而请求辞官归隐。韩绛等规劝，神宗挽留王安石，王安石遂陈数朝廷内外诸官互相依附勾结的情况，进言神宗要不畏流俗，心怀天下。熙宁四年（1071年），开封百姓为逃避保甲，出现自断手腕现象，知府韩维报告朝廷，王安石认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争议纷纷，百姓更容易受到蛊惑。神宗则认为应听取百姓之言。熙宁七年（1074年）春，天大旱，久不雨，朝内外守旧势力以“天变”为借口，又一次掀起对变法的围攻；免役钱激起群情汹汹、民心不稳，神宗忧形于色，寝食不安。安上门监郑侠绘东北《流民图》以告急文件特进。神宗反复观图，竟夕不眠，认为“天变”不是小事，是因人事不修所致。司马光又上《应诏言朝廷阙失状》，随着改革深入，变法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发生动摇。同年四月，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亦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宋神宗对变法产生怀疑，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使变法遭受重挫。熙宁八年（1075年），王安石再次拜相，但已经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宋神宗的动摇，变法很难继续推行下去。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长子王雱病故，王安石辞去宰相，从此隐居江宁，法令亦陆续被废止。
对熙宁变法本身的基本评价
第一，本质上说，熙宁变法不是变法，而是添法，根本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因之在总体生产力没有显著变化的情况下，通过扩大赋税的份额，增加了中枢管理机构在国家总财富中所获得的份额。
第二，由于急功近利准备不足尤其是合格的官吏不足用于推行变法，造成收取增加那部分赋税收入加大了成本，使得中枢收入和为了获取这些收入的费用消耗所占的比例太大，远远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入不敷出，空耗国家的财力，并非实现国家富强的目的。
第三，由于变法，使得国内矛盾的激化，官员中的党政激化削弱管理效能，财富集中让外敌窥测从而引起内外矛盾的激化，使得国力和需要解决矛盾的力量对比不是强于以前而是弱于以前，这是导致北宋灭亡的一个关键原因。
第四，变法引起的党争，体现了最高统治者的宋朝皇帝无德无能，北宋的灭亡可以说是直接有宋徽宗赵佶造成的，他的那种什么都会，就是不会当皇上的模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写照；而南宋高宗赵构害死抗金英雄岳飞，充分说明了他的无德以至于无耻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