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崇宁四年二月十四,己时正初刻,现代时上午十点三分。
岳飞深知,在摆平了基本的人际关系以后,就要面对人和物的潜在和明摆着矛盾。
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那是必须二个人或者更多人相遇知后才能发生,可是人与物之间的矛盾,却随时都会发生,哪怕你就是啥也不干睡大觉也不能避免。
岳飞前世为了写论文,专门对两宋的各种问题做过评估。
经过调查研究,他得出一些大体上的结论。
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许多问题虽然出在在天人衢和人庸衢两个领域,却能通过物流衢解决。
也就是说,物流衢的问题,造成物流减少或者不合宜,就会加重比如人庸衢问题的严重性。
比如徽宗时期的各地农民起义,这是典型的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但是它们兴起的原因却是那些本来生产粮食的农民没有吃的。
而没有吃的,就是因为两个直接的原因。
第一,朝廷经粮食通过赋税等手段拿走了。如果总储量是一个常量,那么流入朝廷和流入农民手中的比例永远成反比。
到底如何分配,是经济四大环节中的第三个,分配。
分配出现的问题,直接体现在消费上。
分配合宜的底线,是不能让种地的农民没有吃的,否则就没有办法维持简单再生产,那么朝廷的赋税就失去了源泉。
这种竭泽而渔的分配方式,是最愚蠢的北宋皇帝和他依靠的奸臣才干得出来,比如徽宗和六大奸佞,所谓的四大寇就是这样造成的。
解决办法就是或者灭掉昏君和奸臣,或者改变不合适的分配,也就是有正常的物流衢。
第一种方法是抛开皇上求改变,因为皇帝的强大,只能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干,非常惨烈。
第二种方法是皇上主导的改变,必须皇上有主见,否则下面的臣子就会自相残杀,也非常惨烈,不过范围比较小,只限于庙堂,如果操作的好,可以部分解决冗官问题。
但是,这又要求皇上手段高超,否则就会作茧自缚,甚至玩火自焚。
遗憾的是,北宋末期南宋初期,所有的这些问题这两个皇上都赶上了。
第二,农民种地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的低下,导致粮食产量很低。
这个问题的解决就是提高生产能力,比如,在当时亩产一二百斤的基础上,提高到亩产三四百斤,即使是朝廷的赋税依然很重,也不会造成农民没有饭吃。
这个变化很重要,因为农民有饭吃,他们就不造反,保证了在生产的进行。
朝廷也不用派兵镇压起义,节省了大量开支。
这些节省的物流可以用在抵御外辱方面或者强大国力方面,从而提高两宋的实力。
从这个简单的举例得知,岳飞知道要想改善物流,起码要把注意力放在提高生产和合理分配方面,这就要求物流衢这个转移设置相应的学科。
也就是说,一旦条件许可,这些学科培养的学生,就可以在提高生产力和保障合宜分配方面通过他们的工作回馈社会,服务民众。
岳飞当然知道,这些道理只有他自己清楚不行,还要让程颐等人明白,否则他们还会按照老一套教导学生,破坏了岳飞的宏大设想。
当然,让他们都明白到岳飞的水平,是不切实际的奢望,根本办不到。
岳飞自己都花了一千年,他们那些人何德何能,能在短时间内和岳飞并驾齐驱?
即使只用十分之一时间,也要百年,那岳飞还不如自己来呢。
所以,岳飞只能提纲挈领提点他们一下,和其它事项一样,限于最基本的内容。
这些内容都是他们在认识上必不可少的东西,也是他们教导学生的关键内容。
“现在,大家把注意力回转到物流衢上,大家都是读书人,习惯的思维是孔老夫子的僵化思维模式,比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远之则怨,近之则不恭等等奇谈怪论,你们却习以为常天经地义,其实这些观点都是不符合天理的。
“可以说孔夫子他有许多东西表面上还行,可是经不起推敲,比如有教无类,似乎他施教于所有人,这个表面上看符合天理,可是他的那些具体言论里却不是这个意思,还是把人分类了。
“比如刚才提到的第一句,就是把人分成君子和小人,就是有人高人一等,有人低人一等,两种人受到的教育都不一样。
“分类成为君子的,就要教导他们有关大义的东西,当然就不是追逐蝇头小利。
“分类成小人的,则只能教导他们追逐蝇头小利,有关大义的事务不要白费劲儿,他们不懂。
“可知,孔子的教育思想也就是他的服务对象,是针对君子的,也就是那些高等人。
“那些低等人不是他的服务对象。
“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实际上就是剥夺了下等人读书的权力,因为孔子对小人是嗤之以鼻的。
“学而优则仕是后来的东西,这里的潜在意思,你是小人永远是小人,只有你改变了你的身份地位,进入到君子一群,你才是君子。
“而这个分门别类,则仕永远不变,改变和调整只是个桉才有可能。
“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必须认识孔老夫子的认识不妥以及历世历代流传下来的做法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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