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外公说这“良心不能卖给钱了”，于是连夜和我外婆逃离上海，后经广东、广西到了昆明。
抗战时期，云南变成了大后方，而昆明变成了当时中国政府控制的除重庆之外的第二个后方大城市，当时清华、北大等许许多多的著名大学都搬迁到了这里，成立了当时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
随着昆明人口的迅速增加，这生病的人自然也多了，因此对医生的需求也随之而大大增加。
外公和我外婆到了昆明后，一开始是在昆明及周边的城镇和农村行医，当时云南交通还很不发达，加上多山地，所以只能靠步行，因为外公医术很高超，因此很快成了云南名医。
随着找他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他和当时昆明的一个英国教会医院——“惠滇医院”合作，一起创办了今天的昆明儿童医院......
后来有一次，那是1981年，我外公来上海，我曾经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要开一个儿童医院？而不是一个给所有的人都看病的医院？”
我外公回答说：“那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刚刚开始，中日二国的国力相差甚远，因此他感到要战胜日本侵略者，可能要几代人不懈的努力才行，因此他要为中国的儿童看病，让中国的每个儿童都有一个强壮的体魄，将来长大后可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所以当时，我外公在昆明，爱小孩是出了名的，看到穿白大褂的医生再哭再闹的小孩，到了我外公这里，都不哭不闹。
我从小就有个理想，希望将来长大了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并做成一点事，但一个人要做什么样的人才算是有用的人？一个人要做什么样的事才算做成了点事？我都不知道。
之前通过和吴箐伟所长的谈话，我知道了一个人要做什么样的事，那就是要做对社会对国家有益的事。
但什么样的人才是有用的人？我仍不知道！
而通过这一次和我外公的谈话，我明白了：一个有用的人就是一个有担当的人，他/她的脑子里不能光想着自己和钱，而是必须有点使命感——做一个对国家、对民族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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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布选择了悬崖，它便跌宕成了一首奔腾的歌；
种子选择了泥土，它才成就了一片蓬勃的绿；
蚌选择了创伤，它才孕育出夺目的珍珠；
老鹰选择了蓝天，它才成为勇敢者的化身。
最后，我选择了留在国内，在一个里弄街道工厂谋求发展！
当时很多人已经不是说我傻了，而是说我的脑袋是不是被驴踢了？
他们认为我简直不可思议：这么简单的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的事，怎么就想不明白？！
实际上，不是我的脑袋被驴踢了，而是说这些话的人对美国并不了解！
后来，当有一天我真的去了美国，我发现当年我所作出的选择和在国内所付出的努力，全都是值得的——命运只有一个，但人生却有多种选择......
如果用一句上海话来说：那就是“戆有戆福！”意思是傻瓜往往有傻瓜的福气。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的改革，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打破原有的体制束缚。
但当时，国营企业和所谓的大集体企业，其老板都是国家，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是国家，后者是地方。
而只有我当时所在的里弄生产组，其财产所有权是属于私有性质的，但不是属于某个个人，而是属于一个群体，因此被称为小集体。
由于体制上的僵化，因此无论国营企业还是集体企业，都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了极大的阻力。
只有当时的里弄生产组，由于其小集体私有的性质，因此反倒具有了极大的灵活性而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因此很快就发展成了街道工厂，并在1983年开启的中国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大潮中成为了冲在最前面的排头兵。
正因如此，在接下来的五年中，我获得了即使去了美国也无法获得的巨大的、可遇不可求的发展和锻炼的机会，当然这是后话。
在人生的道路上，人们常常站在岔道口上徘徊，因此选择在所难免，然而当你选择了其中一个，就意味着你放弃了另外一个，所以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如果说：
进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参加微型计算机培训班是我人生道路上一个最重要的起步；
参加八省二市的毕业设计答辩决赛是展现在我面前的是我人生中最重大的一次机遇；
那么选择回到里弄生产组——现在是街道工厂了，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没有之一！
我选择的虽然是一条艰难的道路，然而：
逆境给人宝贵的磨炼机会——松下幸之助。
贝多芬在失聪后，在心灵的搏击与撞击下，选择了《第九交响曲》；
梵高在穷困潦倒后，在心灵的挣扎与痛苦下，选择了《向日葵》；
二千年前的韩信若非选择从那痞子胯下屈辱钻过，那大汉的历史恐怕就得改写！
由此我跨过了我人生中的第三道坎......
决定命运是什么的，不是你拥有的能力，而是你的选择——杨澜。
【下章看点】
X回到了里弄生产组——现在已经变成了街道工厂了，新来的钱厂长让X来当技术副厂长，想不到X略加思索后就果断地拒绝了......
X为什么要拒绝当技术副厂长呢？
难道这里面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吗？
还是X有着自己的特殊考虑？
欲知详情，请见下一章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