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意思是……”
像是往思维里掺了水银一般，麦迪逊-比尔的后半句话讲得异常迟缓。
不过，这也不能怪她，毕竟，在美国，想要讨论这方面的敏感话题，必须得具备十足的智慧和勇气，另外还得加上十二分的小心与谨慎。
“他们不想看到代表另类流派和另类文化的人……获得主流影响力？”
“大致如此。”
赵宥真知道麦迪逊的潜台词不止于此。在西方社会浸淫已久的她，很清楚该如何在不把潜台词挑明的前提下，顺着这条隐匿的脉络将谈话继续进行下去。
这是任何想要在美国有所发展的人，必须精通的必修课之一。
“我们都知道九十年代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七十年代是动荡的，越南战争失败、石油危机、工业衰退、自由主义瓦解。八十年代是转折的，所有人在1981年醒来，接受了新的自由市场共识。而九十年代，则是宁静的，冷战胜利、商业蓬勃发展，历史已经‘走到了终结’。”
“无意冒犯，但我一直觉得这种说辞非常具有娱乐性。竟然真的有人会觉得，一场冷战的胜利能够阻止地球继续旋转……这算是《文明》里的哪种胜利？”
“人们总是会透过自己打造的万华镜看世界。”
赵宥真知道韩易是个不大不小的gahead，所以偶尔蹦出的，不知道出处的古怪引用，她都一律按照电子游戏处理并忽略掉——这是一个韩易解释得再多，她也不会明白，也没有兴趣去明白的领域。
“对于我们活在东亚的人来说，世界每一天都在发生变化，时至今日亦是如此。但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冷战的结束代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难得的稳定期。不再有对手，美国主导的超全球化时代得以全面到来，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资本自由流动，美元可以享受到这个世界上供应的几乎所有商品。家庭回归了传统的价值观，整个国家都在经历‘道德的自我修复’，因为很多所谓预示着‘社会崩溃’的重要指标，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急剧上升，并于八十年代稳定在高位，但在九十年代，它们却在快速下降。”
“《阿甘正传》。”
韩易抛出了一部最能代表九十年代意识形态的电影。这是一部在之前的三十年时间里，不可能被制作出来，也不可能有资方支持的保守派作品。反文化、吸毒、滥交、反战的珍妮死了，但在最后一刻与生活方式极度保守的阿甘和解，并由阿甘带着她的悔意与祝福继续生活下去，在公交站台手捧巧克力，等待下一班巴士的到来。
不需要是具有独特洞察力的政治评论家，也能从剧情里看到美国的转变。这是冷战之后对所谓传统“美国价值”的回归，也是整个社会政治光谱的集体右转。
“是的，《阿甘正传》。有人说1994年是好莱坞电影工业最辉煌的一年，从那一年开始，一个国家的文化产品，开始具备了超越宗教、种族和地区差异的力量，被全世界消费和吸收。这是由美国创造的文化世界主义——保守的、谨慎的，但的确是创新的、平和的。这个国家用这种方式，来向全世界宣示冷战的胜利，炫耀‘山巅之城’的成就，以及对‘历史终局’的美好描绘。在这种‘历史已经走到终点，平衡和宁静应该由我们维护’的想法推动下，任何试图打破现状，试图揭露美国社会的缺陷，试图让艺术再次激进化的思潮，都会受到好莱坞主流资本的集体打压。”
“而匪帮说唱，就是这样的思潮，对吗？”韩易给赵宥真的宏大叙述找到了一个精准的坐标，“他们这一代嘻哈音乐人创造的这股趋势。”
“这是他们最害怕的趋势。在苏联轰然倒塌的背景下，好莱坞正不遗余力地想要把美国打造成世界上唯一一个乌托邦，让美国重新回到嬉皮士出现之前的黄金年代。因此，他们不想看见任何会阻碍这一进程的事情。”
“你这么一说，嘻哈和嬉皮士，好像真的有很多相似之处。”作为六十年代流行文化的忠实拥趸，明显生错了时代的麦迪逊-比尔对赵宥真的这番话很有共鸣，“时代不同、出身不同、风格不同、追求不同，但是嘻哈和嬉皮士都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边缘性次文化，都对主流审美和传统价值观嗤之以鼻。”
“所以说，九十年代的好莱坞，根本无法接受嘻哈文化的出现——说的更准确一些，他们能够接受嘻哈文化呆在地下，但不能接受它浮出水面。嘻哈音乐，特别是匪帮说唱里描绘的大都会贫民区，就是对‘美国价值叙事’最响亮的耳光。当时很多人认为嘻哈文化和匪帮说唱将对年轻一代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让美国再次走上越南战争时期那样的道德堕落之路。”
“这种论调的确不太公平，社会的问题，不是由反映问题而创作的那些艺术作品造成的。问题肯定先于作品而存在，不然艺术创作哪来的基础呢？”
韩易的回复与赵宥真的叙述一样，隐晦得耐人寻味。同样出生于东亚国家的二人，其实能够以旁观者的身份很轻易地看清楚问题的本质——嘻哈文化和匪帮说唱，的确从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美国社会的道德滑坡，使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辛苦建立起来的，冷战结束之后的传统价值回归认同毁于一旦。从这一点上来说，说唱乐对于整个美国社会的发展，起到的确实是“负面效果放大器”的作用。
《阿甘正传》里坚持不懈的奔跑和生活赐予的那盒巧克力，被枪声大作的死亡峡谷与无法逃脱的帮派乐园所取代。津津乐道于后者的年轻一代，自然会比将前者奉为圭臬的“里根之子”们，更令那些设计和调控主流文化的资本家们感到担忧。
但在麦迪逊-比尔面前，这一切都不能揭示得太过明显。麦蒂是否抱持着同样的观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让这种政治不正确的观点从自己的言行里流露出来。这是作为外来者需要尊重的社会现实，也是在北美国家与人打交道的基本法则。
更何况，就像韩易所说的那样，嘻哈文化所反映的，只是一个备受歧视的社群已经延续了数百年的底层挣扎而已。说唱歌手们，充其量只能算是恶魔的发言人，而制造这个恶魔本身的，正是那些极力掩盖它存在迹象的塔尖阶层。
“大公司从不喜欢背叛者和告密者，在他们眼中，嘻哈所扮演的角色正是如此。嘻哈音乐向世界展示了美国的另一面，好莱坞不想让人们知道的一面。说唱歌手逐渐掌握的影响力，和重塑主流文化的权力，也是他们绝对不愿意失去的。于是，由鲍勃-多尔牵头，一场针对嘻哈音乐的清洗与迫害开始了。”
“鲍勃-多尔？”韩易皱皱眉头，“为什么这个名字听上去这么熟悉？”
“他就是1996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跟比尔对决的那个。”
“啊。”韩易晃了晃食指，恍然大悟，“怪不得我知道这个名字……但我从来就不知道他居然是一个狂热的嘻哈文化反对者。”
“是的，我也是一两个月之前，才在搜索出来的某篇新闻报道里知道了这件事。”赵宥真微微颔首，“很显然，在参加总统竞选之前，作为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鲍勃-多尔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清洗运动。他宣称现在的好莱坞，在它的电影、电视和音乐作品里容忍了太多性与暴力的存在，特别是时代华纳集团，因为它旗下有一家叫大西洋唱片的音乐公司，拥有Interspe唱片50%的股份，而Interspe唱片，就是匪帮说唱这种‘堕落文化’的最大支持者。从1990年到1995年，、SnoopDogg和他们的伙伴们一共卖出了1900万张匪帮说唱专辑，是这种新兴音乐流派最强大的力量。”
“这种攻击听上去也太具体，太有针对性了。”1999年出生的麦迪逊-比尔，对于她出生之前这些已经被时光尘埃所掩埋的音乐产业历史很感兴趣，听得出奇认真，提出的问题也相当具有建设性，“听起来好像有人在支持他，就像是……和他合谋策划了这场清洗一样，不是吗？”
“是啊，他最忠实的捐赠者里，有很多其实是好莱坞和华尔街最有实力的企业。事实上，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还是时代华纳的股东。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把矛头指向时代华纳呢？我相信你能想明白的。”
这句回答，聪明且谨慎的宥真依然是讲了一半，留了一半——为鲍勃-多尔提供政治献金的大金主，确实在好莱坞和华尔街拥有难以忽略的影响力，这一点不假。但赵宥真没有和盘托出的是，这些大金主，绝大部分都是犹太资本。事实上，虽然是一个纯粹的爱尔兰裔，但鲍勃-多尔最大的政治筹码，就是他与犹太社群之间的亲密关系，他被以色列官方，以及其他各个具有影响力的犹太组织，称作是犹太人“具有长久而融洽关系的老朋友”。
鲍勃-多尔与国会议员杰克-肯普，是八十年代所谓苏联犹太人解放运动的领军人物，而他也因为他的这一举动，得到了犹太社群的认可与奖赏。接班退出政坛的纳尔逊-洛克菲勒，成为福特总统的竞选搭档，并在其后的十余年时间里，一直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种子选手活跃在政坛。1996年结束政治生涯之后，他在K街混得也是风生水起，为许多犹太资本背景的企业做起了国会山说客。除此之外，他还另辟蹊径，开拓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电视名人道路。不仅频繁在拉里-金的脱口秀、喜剧中心的讽刺类新闻节目，还有《六十分钟》这类严肃时评节目中露脸，亦成为了百事可乐、Visa信用卡甚至伟哥的品牌代言人。
另外，他共济会会员的公开身份，也被许多阴谋论者认为是他之所以不遗余力支持犹太族群利益的主要原因之一。毕竟，所谓的“犹太-共济会合谋论”，一直是西方社会经久不衰，且最引人瞩目的阴谋论主题。
所以，赵宥真的潜台词，其实是想指出鲍勃-多尔与犹太资本家的亲密关系。正是因为这层关系，才让他站在了反对嘻哈文化和匪帮说唱的第一线。至于韩易和麦迪逊-比尔能不能听明白她的话外之音，就需要他们自己揣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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