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唐明仪的实际情况，周佛海思索良久，彼时因为周佛海深受日本人信任，担任伪财政部部长、伪央行行长、特工委员会主任委员，可谓集财政、军政外交于一身。由于他在上海办公，日本军部有什么指示一般也都通过周佛海传达，引起了以汪逆和陈公博为首的南京政府极大的不满，认为周佛海意欲在上海另立中央。于是汪逆、陈公博、叶篷、南造云子、陈璧君等人在南京意欲孤立周佛海，很多重要的会议和决定不让周佛海参与。
周佛海这只老狐狸，从最初的延安组织创始人，到为富贵转投国民党的总裁侍从室主任、中央委员，而后转投汪伪担任多项要职，可谓三姓家奴，比油里的泥鳅还滑，岂能任汪精卫之流摆布。于是他在上海与影佐贞藻、傅筱痷、李默邨等沆瀣一气，很多会议和决策也不对汪逆通报，现在唐明仪在自己身边，他是汪逆第一支军队的司令官，不拢络这个军政要员自己岂不是傻子？如果自己的小团体有了唐明仪加盟，汪逆下台后他集财政、军政、外交与一身，又有日本主子的支持，届时粉墨登场，下一任伪国府委员长非他莫属。
想及此，结合实际情况，就对面前这个伪军委会的要员讲道，自己就顶着被汪委员长和日本人的责难的风险，令财政部知悉军委会，以后发给唐明仪黄金或者美金作为工资。唐明仪为了在周佛海和松井的面前显示忠心，就当着周佛海的面，询问松井大尉与副司令李默邨制定清乡剿共方案的进度，以及已经制定的内容。还假以汇报的形式，拿其中内容征询周佛海的意见，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恭维让周佛海认为自己可以掌握军权，权力欲极大的心理得到满足。于是周佛海对方案中的内容提出很多修改意见，唐明仪让松井大尉一定将周委员的重要指示转达给李默邨。
唐明仪心想让周佛海和李默邨鱼蚌相争，自己坐收渔翁之利。而周佛海以为军委会要员唐明仪对其十分尊敬和信任，对唐明仪亦是推心置腹。一来二去，周佛海在上海组织举办的一些私密会议，也邀请唐明仪参加，渐渐的他触及到了一些伪中央储备银行的核心情况，其中伪中储券的始作俑者最值得怀疑的是伪上海市市长傅筱痷。但表面上此人十分和善，和周佛海、唐明仪也是称兄道弟。正当唐明仪要对他进一步调查之际，杜月笙在上海的两位管家持他的亲笔信来找唐明仪，信中杜月笙称上海特别市伪市长傅筱痷，现正密谋搞垮他的中汇银行，此银行中唐明仪存有巨款，亦是股东。杜月笙请唐明仪出面说合，否则将让傅筱痷难堪，此谓先礼后兵。
唐明仪觉得自己虽和傅筱痷有些交情，但毕竟没有周佛海的面子和权力大，不想费周折，于是就请周佛海吃饭，请他出面协调。席间，从周佛海处唐明仪知悉原来这傅筱痷，二十年前的确在金融界和实业界占有一席之地，其曾担任过中华民国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后因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想独霸金融界，他们以“国家救济金融恐慌”为借口，先后从财阀手中以收归国有的名义抢走了中国、交通两大银行，使之变成官僚资本银行。后又唆使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积聚大批中国通商银行的本票，最后一次性向该行兑现，造成挤兑风潮，最终迫使傅筱痷离开通商银行。
但他心有不甘，时值杜月笙开办中汇银行赚钱后，想要入主通商银行，经人介绍，就请他来坐镇，与通商银行的股东们打擂台。有金钱和青帮做后盾的傅筱痷，照猫画虎，怀着仇恨，利用自己熟知的金融手段，通过多种方式挤兑，促使杜月笙成了通商银行大股东。
傅筱庵刚附逆掌权时，就想依靠自己的权力夺回曾属于自己的中国通商银行。杜月笙得知后，亲自出面打电报警告傅筱庵，傅接到杜的电报以后，自觉这个伪上海市长的力量还不足以对抗那个在香港的无冕上海市长，不得不暂时作罢。但在银行界获得地位且获利颇丰的傅筱痷，有过这次被赶出通商银行的经历后，他认为有政权在手，不能不办银行。遂欲效仿四大家族，将一些商业银行变成官商合办，以攫取利益，满足自己的私欲。
经汪伪政府同意，傅筱痷通过上海市财政收购华兴商业银行，让自己的管家成为董事长。利用伪苏浙皖税务做本金成立浙民银行，直接让伪苏浙皖税务总局局长邵式军担任董事长。又以上海鸦片烟税为本金在上海河南路开设中亚银行。通过一系列的操作过后，他现在自觉羽翼已丰满，就想通过行政手段，像当初四大家族抢他的银行一样，抢杜月笙的中汇银行。杜月笙远在香港，鞭长莫及，再说战争年间，他在上海的势力也大不如前，只得向同样在汪伪任高官的唐明仪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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