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谈这件事，就得先从清廷的盐政制度开始说起。
清承明制，除少数地区外，各地基本上都推行晚明的专商世袭卖引纲法，基本上完全废除了票盐法，像前明还在沿用票盐法的部分地区，如山东、浙江、河东等地都革票行引，以归画一。
所谓的专商世袭卖引纲法，其实就是官府设立专卖机构颁布生产销售，由官府划定产销片区，分配产销、定价、税收指标，确定产销关系，再有总商承配中小散商在各地经营，因此总商成为了这一套模式中的结合部和总开关。
这一套模式几乎就为了官商勾结和营私舞弊所打造，其中总商往往会承担不成文的名目繁多的赞助、捐资、贿赂等费用，还需要对上下官员以及皇帝进行打点，乾隆时期大名鼎鼎的两淮盐引案就发生在这个时间段。
此案中，两淮盐政官吏们私自“超发”盐引，从中克扣、提留“引银”竟高达一千多万两，后来乾隆派人前往扬州查案，这才查明是之前的两淮盐政和盐商互相勾结所致，该案跨度长达二十二年，最初进展十分艰难，最后还是皇帝恩威并施之下，通过盐商们的帮助，才彻底挖掘了两淮盐商和两淮盐官的同盟，使得该案曝光与天下人面前。
此案所造成的影响极为恶劣，上上下下涉及到无数人，既有前盐政高恒、普福，前盐运使卢见曾，又有两淮盐商大佬黄源德、江春，甚至后来连大学士纪晓岚竟也受牵连，被革职发往乌鲁木齐。
然而，在赵源看来，查清这桩案子并不难，可想要从该制度下杜绝盐政问题却几乎不可能，后来有人曾总结过淮盐弊病，声称‘淮盐疲败之结症所在，皆因引法制度之窝根引岸有以致之。盖有窝根，斯有专商，有专商，始可垄断引岸。专商垄断，独擅盐利，斯有捐输报效，以及一切官商狼狈为奸之盐规、黑费。浮费日重而私盐畅行，私畅则官滞，官滞则课绌，课绌则库空，而盐务遂败至不可收拾，此自然之结局。’
说白了，已经有人看出了盐政的问题所在，关键就在于盐利分配格局由朝廷与总商垄断，原本朝廷、总商的利益还能保持大致均衡，但是随着滞销、浮费、走私等问题出现，三者利益格局被打破，其中朝廷盐课无着，盐商大量倒闭，就连百姓也不得不开始买私盐度日，因此清廷针对盐政的改革也到了势在必行的时候。
历史上的这一切都在继续发展着，一直到道光十二年，终于出现了一个猛人开始尝试解决盐政的问题，而此人便是清廷名臣陶澍。
陶澍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猛人，是清代经世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后来‘湘系’的领军人物。
到了光绪年间，张佩纶和张之洞在点评道光以来的杰出人才时，曾经下过一个结论，“道光以来人才，当以陶文毅(澍)为第一。其源约分三派：讲求吏事，考订掌故，得之在上者则贺耦耕(长龄)，在下则魏默深(源)诸子，而曾文正(国藩)总其成；综核名实，坚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则徐)、蒋砺堂(攸铦)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则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直凑单微。而陶(澍)实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
啥意思？道光人才中，陶澍第一，而且陶澍这个源头分支出来了三个派系，光是得到他一方面才学的大臣，都能造就出不小的功绩。
第一派属于‘讲求吏事，考订掌故’，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曾任岳麓书院院长，官至云贵总督，并编纂出‘天下府志第一’的贺长龄，有‘师夷长技以制夷’，并且写出了《海国图志》的魏源，得其大成者则是后世大名鼎鼎的曾国藩。
第二派属于‘综核名实，坚卓不回’，代表人物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有曾经担任过两江总督的蒋攸铦，甚至有名声不佳的琦善。
第三派属于‘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代表人物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湘军三杰，曾国藩、左宗棠以及胡林翼。
而以上这些人，也只是得到了陶澍一个方面的才能，可见其人才华之高。
像这样一个才华能力显著的人，陶澍在针对盐政这个问题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废引改票’，取消总商制度，由滞岸各州县招徕民贩，给予护照，上面写清姓名、年貌、藉贯，持照赴场买盐后，再前往盐大使衙门呈照请票，等到大使于护照内验讫戳记后，便可以凭票贩盐，从而大大提高了效率，降低成本。
简单来说，陶澍废除纲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将盐政收益进行了市场化，即盐课收入随销售量的增长而增长，否则还有下降的可能，而通过这一方式变相打破了官商的垄断，再加上产运销各环节成本得到控制，从而确保实际销量增长，且税收得到提升，连老百姓也能吃上相对便宜的官盐。
原本来说，这也算是一件大好事，但实际上却遭遇了许多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