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太宗朝完成了统一，摊子大了，太祖留下的草台班子也撑不住这么大的家业。
于是太学院和地方官办书院应允而生，同时太宗允许“农”、“工”、“商”籍贯的人读书。
商籍若想参与仕途，必须将家产全部捐献朝廷，并且去邻省安家重新划分籍贯方可。
幸好太祖短命，这“焚书坑儒”的政策还没彻底执行到位就翘了辫子。
这地方上的农民和工匠还有大量前朝读书人，在太宗的激励下，民众方才有了阶级升越的空间。
在迁都神京后，太宗方才解开了建立书院的限制，只是若要开设书院必须要向朝廷缴纳千银才行，且只能在郡级开办。
等到了太上皇执政的时期，方才彻底放开禁令允许民间开建书院。
到了太上皇隆庆十五年后才彻底废除了“限书令”，并将书籍降到十两银子一册，允许个人相互抄书传阅。
而后到了彰武帝登基后，又是改革了一次科举，再次降低人的参考门槛，这才让大雍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内阁首辅李善宝对大雍确实有很大的功劳，避免大雍变成两晋南北朝门阀当政的样子。
在大雍朝，就不存在穷酸书生一说。
从童生到举人，少说也得烧个二三百两银子打底才行，若是想要到进士，怎么也得在教育上砸个上千两银子。
大雍朝的官员制度也和前朝历代所不同，明确的说是到了彰武帝上台后，直接改了大雍的官制。
首先就是在地方上，往日王朝的县中，也就只有县令、县丞、县尉是有官品的。
彰武帝即位之后，虚置三省，导致的结果就是地方和中央官员近乎持平，这就让官员失去了上升的动力。
正常情况下中央权威被削弱是必然的。
而彰武帝则是做了一个很骚的操作，那就是权责细分细划，在地方上大设官职分走地方官手中的权力。
最为典型的就是县下各乡，各部门的官员全都是有品级在身的，此为最低级的九品官。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这一招下去，却是让地方主官的含权量大幅度缩水。
而后就是各部门的县吏扩编，最低要求就是要有秀才功名在身。这一套制度施展下来极大的提高了小官儿的含权量，由他们制衡各地主官员。
而后往上，各郡、府、省、道也是同样如此。
而且彰武帝为了鼓励百姓参加科举，也是做了规定。
勋籍的勋贵二代们想要入朝为官，至少要获得举人身份。寻常士籍之人若要做郡级以上的主官，必须要有进士身份。
明白话来说就是县级别的官员秀才学位就能凑合着用，郡级以上至少要举人学位才能报考，各地前三把手和中央官员必须要进士学位才行。
当然了、虽然这一套下来确实削弱了地方官的权力，但弊端副作用就是导致产生的冗官过多，财政开支变大。
不过在彰武帝眼中看来，这是利大于弊的，光俸禄能耗费几两银子。而后就是勋、士两籍贯互相制衡，互相监督，防止造反。
贾琥再当时学习本朝制度的时候，一度错愕的以为皇帝也是一个穿越者，却是从这一套制度之中看到了现代制度的影子和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