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了陈伯宗的激励，殿内的诸将此刻于这收取天下的议论，俱都是兴致大涨。几位宿将一番客气，终究还是现今实权最大的章昭达第一个站了出来。他来到那地上的舆图之侧，回身同众人略一施礼，便道。“陛下欲取天下，此中有一桩大幸与一桩大难，不可不查。”他手持一杆木棍，先在那图上指了陈国的寿阳，又指了周国的襄阳、汉中与西梁所在的江陵。只听他道。“古来以南御北，要旨在守寿阳、襄阳、汉中三地。”“守寿阳所以保淮南，守襄阳所以保荆襄，守汉中所以保巴蜀，自古皆然。”“今我手中但只淮南之土，巴蜀、荆襄，咸在周人掌中。”“陛下既欲一匡天下，必先恢复荆襄、巴蜀二地，全有南土，然后北图，此非奇谋，实理在当然。”“以臣观之，我取荆襄实甚易，而取巴蜀则甚难。”“现今蜀地蛮夷叛乱、连岁相继，周人至今未得平定。”“我若用兵荆襄，其巴蜀之兵，出峡口则将粮道阻断，是以必不得来援。”他又在图上点了襄阳之北的南阳，道。“南阳有周兵一、二万，我可引齐人为援，使其不敢南顾。”“周人欲援荆襄，舍巴蜀之外，惟有武关道可通，然过武关道而欲向南援，必经南阳。”“齐人既与周人相攻，其必不得南下，此一路又不必忧。”“如此，则我当面之敌，不过江陵、襄阳二城五万之数。”“我以十万之众先击襄阳三万之敌，周人既欲自救，必遣江陵之军攻我郢州(今武汉)，以期断我粮道。”“郢州坚城，不可猝下。我只从容破襄阳，再移师南向，则江陵之敌，覆手可灭。”“此为臣所言之大幸。”章昭达向陈伯宗一礼，又将手中棍棒指向巴蜀之地的巴郡(今重庆)，他言道。“荆襄既取，继之便为取巴蜀。”“我不得关中、汉中，是以欲取巴蜀，惟有沿大江西上，先克永安，次夺巴郡，而后鼓行西上。”章昭达手中的棍棒在周国的垫江郡(今合川)以北，盘龙郡(今阆中)以东，巴山以南，永安郡(今奉节)以西，圈出一个大圈。他继续道。“然则自永安至垫江，北面之土，俱为蛮夷所据，我欲得蜀地，必重金赂其头人，令其与我亲好。”“即或如此，而我亦必置兵二、三万于沿途，备其叛乱，断我粮道。“他环顾众人道。“诸公或问，攻蜀之兵，何不就地取粮？”他用木棍在巴郡左右圈了个小圈，又在蜀郡(今成都)左右圈了个小圈，道。“我察前梁图籍，巴郡左右之民不过二万户。”“若欲活其百姓而用兵，我之所征，不过能供兵士万人。”“而蜀郡之敌则不然，西蜀赖都安堰之利，民殷国富，称为天府，左右户口可十万，而其每户余粮亦多。”“周人若竭力征之，其民可供八万之兵。”他又圈了圈巴蜀北面的汉中，道。“周人在巴蜀之兵或五、六万，在汉中之兵则二三万，合之，恰足八万之数。”“我欲用兵巴蜀，则必备十万之师，去守粮道之兵二万，当须备兵十二万。”“此即我所谓之大难也。”他又看向左右众人，继而道。“诸公可知，由江陵至巴郡，里程几何？”“水行二千五百里也。”“我观前代图书，皆言此段大江甚凶险，而我逆水而西，其势更难，大船难行，便用小船，其险急处，往往亦须用民夫登岸而拉之。”“大略一船载粮四百石，船自江陵至巴郡须二、三十日，返可六七日，费役工约二十余人。”“以三十日为准，多算役工至三十人，则运粮四百石，须支三十石于民。”“又多算其折损，则运粮四百石，实至三百三十石。”“十二万军士半岁所需，即七十二万石，需用船次二千二百，役工六万五千。”“或虑战况不利，须备一载之粮，既须用船次四千四百，役工十三万。”“如此，足其粮算，欲取巴蜀，则我须备粮二百万石于江陵，发四万民壮
六月长役。”“四万民壮劳动六月，其农事便废，其岁将减谷物三、四十万石。”“而巴蜀既下，其民遭受兵戈，其地粮草亦必不足，更须运粮一二岁以促其恢复。”“是知欲取巴蜀，必积粮三百万石而后可得，而其军需、赏赐、抚恤，亦须备钱帛三、四十亿方得足之。”言及此处，他目视陈伯宗，躬身言道。“将帅用兵，可为奇谋，资费只此十一或便足备。”“然天子用兵，虑在乾坤，当庙算必成，而后施之。”“此古之圣王所以百战百胜之故也。”陈伯宗闻言颔首，赞许道。“章公之谋甚详备，朕知之矣。”“然则，取巴蜀之后，北地如何可取，章公可为朕言之否？”章昭达闻言，稍作思量，才道。“大略天子用兵，虑在国用财计，算在天时人和。”“大抵北取天下，须先备骑卒二三万数，积粮数百万，钱帛数十亿，而待北国内部之变。”“臣之所谋，则我当乘舟师之利，先于深冬取青、莱之地(今山东)。”“至春深水涨，便北引青、莱之兵，沿大河西上趋邺城。”“南引江、淮之兵出徐州沿汴水而向伊、洛。”“此二路胜，则西取晋阳、北取范阳为稳固，如此，则天下九分，我得其八。”“而西土关中一隅，即欲顽抗，亦唯束手。”章昭达又解释道。“青、莱、中原，富庶之区，由春至秋又有大河为险，攻邺不成，足为守御，而就地征粮，亦为便宜。”“河北之土，人民繁盛，户口殷实，得之可养大军数十万，取之颇佳。”“所虑者，唯北土残兵，结突厥南下而侵我也，故前时我言当须备骑卒二三万众，算在此际矣。”陈伯宗闻言赞叹道。“章公长算绝远，前追张良，后比蜀相，真朕之肱股也。”“朕今得章公谋算，始知取天下之可以为。”言罢，陈伯宗环顾左右将军，继之道。“章公既已言谋划大略，朕心青睐，请诸公我为虑其详情。”众将此时哪还不知，章昭达这谋划，必定早与皇帝议好，此时托出，不过皇帝示殿中诸人以亲近，又欲诸人为其详情设谋罢了。众人于是皆言。“臣等请为陛下谋之。”光大元年(年)五月。武英殿初讲学，陈帝陈伯宗亲临之，会晤诸将，使领军将军章昭达出取天下之谋示诸将，令诸将详之。司空侯安都、寻阳侯周罗睺多出其力，其谋遂稍得完备。诸将既知其谋，壮者以之自励，宿老亦为振奋，皆密之，是以外人皆不得闻。陈伯宗又诏三吴诸仓徙其粮帛于湓城(今九江)、郢州等上游要地，假为明岁屯田垦殖之备，实为备明岁用兵之费也。至岁末，共于上游积粮二百余万石，其输粮耗费亦数十万石，周人用间谍得闻之，其边将虑有征伐，亦为战备。六月。陈帝陈伯宗为百官定品秩，大略分九品之官，每品定正从二等。其年俸，均其正从，则一品折钱六十万，二品折钱四十五万，三品折钱三十万。四品折钱十六万，五品折钱十二万，六品折钱七万五千，七品折钱四万五千。八品折钱二万七千，九品折钱二万一千。通计陈国内外九品之官，文官则四千之数，有吏三万八千佐之，岁费折钱三亿二千万。武勋则一万一千之数，岁费折钱三亿三千万。陈伯宗既定品秩，即为百官将校追补往岁欠俸，计其数在四亿上。内外文武皆欢悦，咸俱恭颂圣德，陈伯宗以是大得人心。是岁，朝廷宫室费钱六千六百万，勋爵俸禄折钱二千七百万，并录前数及其余耗损，共计官费十二亿九千万。是岁官费既多，而府库不虚，实多赖补俸之举，俸禄既充足，故贪墨所以少。群下是以皆言皇帝得治政之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