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许冠直直地望向自己，朱慈煊沉声道：“好，就依许给事之见，我等三人先去普宁寺，见过邓凯之后，复去关索岭与蜀王世子会合。”
朱慈煊这番话，一锤定音，决定了接下来的行动。
不过朱慈煊虽然表面镇定，但他心下对于将来的规划与前景，其实并没有底。
毕竟，他只是一名穿越客，并不是万能的神仙，对于将来事物的发展，也只能做到尽人事听天命的程度。
接下来的日子，朱慈煊等人基本只呆在洞中，偶尔才会在离熊洞不远处，采集野菜，捞捕鱼获。为避免遇到清军入林巡逻之兵马，他们尽量只在密林中央活动，从不靠近密林边缘，尽可能避免被清虏发现踪迹。
有足够的烤干熊肉打底，加上每天捕获之物，三人在熊洞之中的生活，还算是应裕正常，每天波澜不惊地过下去。
户部给事中许冠来熊洞后的第七天，从云南送往北京的平西王奏报，终于送到了朝廷手中。
从云南到北京，大约有2075公里，因为清朝并无设置专业的公文传递部门，若要传递奏章，只会通过兵部便设在全国的驿道驿站系统，再由驿卒驿马完成一道道接力传递，把公文、上谕或军情咨报送往目的地。若此间的公文传递，是最普通速度来计算的话，大致要用一个月左右。
这样的速度，在史书上有真实例子来验证。
1839年1月8日至3月10日，以钦差大臣、湖广总督身份离开北京前往广州赴任的林则徐，自从朝廷受命以来，就一路不停更换船、马车、轿子等交通工具，经直隶、山东、安徽、江西等省，一路赶到广州上任，足足走了62天。
这便是最普通的行进速度，若是奏折的话，速度便可加快一倍。
比如鸦片战争期间，两广总督林则徐于1840年7月3日给道光帝上的奏折，写的是有关英国军舰或从广东海域北上天津的重要内容，因为没有使用“四百里加急”，直至一个整月后的8月3日才送到北京。
而若换成“四百里加急”，则需要20天，“五百里加急”则需要16天。
这般速度，在现代社会的人看来，无疑慢如蜗牛。但在清朝时代，却无疑已是老百姓难以想象的高速了。
缢杀了永历帝的平西王吴三桂，为了尽快给自己邀功请赏，特意用了最为快速也花费最高的“八百里加急”来传递奏章。
这种“八百里加急”，属于古代的特急专用传递方式，极费马匹与人力，仅用来表示最紧急情况下的信息传递。
历史上，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时，当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两地相隔三千里，结果不到6天，唐玄宗就知道了这一消息。之所以能如此迅速获得叛乱的消息，就是唐军用这种所谓的八百里加急的方式，来向朝廷快速传递叛变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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