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杨振也很少隔着祖克勇，亲自召见他们，或者直接传令给他们，安排他们做这个做那个。
一方面，是杨振觉得没有必要，只要祖克勇本人对自己忠心效力就行了。
另一方面，自然是为了避嫌，免得其他人多想。
毕竟，早期杨振麾下的各路人马里面，可不只是祖克勇一个有私兵。
甚至可以说，最早的暂编宁远先遣营里面，几乎个个都是私兵。
再后来的宁远团练总兵和征东先遣营时期，情况略好一些，但是夏承德和吕品奇所部兵马，也是私兵。
包括后来陆续并入的其他各路人马，仇震海的，俞亮泰的，胡长海的，高成友的，甚至是袁进的，沈志祥的，一开始都是兵为将有的私兵。
包括杨振本人，如果没有一个公心，他也是一个兵为将有的私兵头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动了一个人的私兵，其他人都会产生警惕，提防，甚至是恐惧心理。
然后就会产生无休止的勾心斗角与内耗，再想团结对敌就难上加难了。
但是，以防金海镇以后，特别是兼领登莱镇军务之后，杨振也不会一直容忍金海、登莱二镇下辖各路继续兵为将有，各路人马全是私兵的情况存在。
对此，杨振的办法主要有三个。
其一，是不断加强对征东军的控制，并保持征东军的相对独立性。这是杨振麾下最强大的武力，是保证整个金海、登莱二镇大局在握的定海神针。
其二，是通过各路的一次次扩军，一次次调动，稀释掉各路将领麾下私兵的分量。
其三，就是推恩，通过分地代饷、眷属随迁以及鼓励与新移民联姻等办法，一步步打断私兵与其老上官的人身依附关系。
当然，如果说还有其他措施的话，那就是交给时间去消磨了。
人是会变的，只要有足够的时间，铁棒都能磨成针。
比如，祖克勇及其麾下原有的三百来人，这几年来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大战，伤亡早超过了三分之一，然后又经过一次又一次补充和扩军，原来剩下的小二百私兵，如今早已经分散到大几千人中去了。
虽然这小二百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成为了金海东路麾下各营的游击、守备、千把总之类的将佐武官，但是再往下，他们和屯兵，则几乎都是从金海镇的移民屯垦户口中征召的，他们可就不是各路将领的私兵了。
他们本是关内的流民，从登莱渡海，来到金海镇垦荒，地是总镇府做主分给的，契书是总镇府做主签发的，应征入伍后家里的田税是总镇府做主豁免的。
除了在军中他们必须服从军法听从上官号令指挥以外，他们在军中的上官甚至都不能再无偿役使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为上官的私事私利奔走效劳。
而且这种事一旦被人告发坐实，轻则免官罢职、家产充公，重则不仅家产充公，还要打入牢城营，全家进去服苦役。
最重要的是，这样的处置办法，还是金海东路协守总兵祖克勇率先提出来，并在金海东路各地率先执行起来的。
也因此，在各种作用下，两三年前在金海镇辖内还曾普遍存在的兵为将有的情况，现如今已经大为改观了。
而改观最明显的，正是金海东路。
或许，这也是祖克勇这一次没派自己熟悉的许廷选或者其他人来，而是派了葛朝忠这个自己只见过其名而未见过其人的部下前来的原因之一吧。
至于安庆后派来的这个刘文炤，倒是一个熟面孔了。
杨振移防金海镇之前，曾在松山城和乳峰山见过他几次，知道他是松山商民出身，是当年金国凤调任宁远总兵后遗留在松山城的民壮营骨干。
只听他如今在秀岩城担任的职司，就可知他是安庆后的左膀右臂之一了。
所谓坐营佥书都司，就是在军中掌管日常事务，尤其是军中文书事务的官，虽然是中低阶武职，但做的不是冲锋陷阵或者哨探斥候的事情，而是处理营务、舞文弄墨的事情。
“都起来！不要跪着了，你们赶路辛苦，起来坐着说话！”
“谢都督！”
杨振大帐之中，时常有人前来请示军令或者被招来议事，早准备的有一些凳子。
此时杨振发话，祖克祥忙拿了两个，放在杨振前面几步远的地方。
而葛朝忠和刘文炤二人，先是谢过了杨振，随后起身上前，小心翼翼的坐下。
“说吧！秀岩城那边，可是出了什么事情？”
葛朝忠刚刚坐定，听见杨振询问，先是看了下站在大帐门口的祖克祥一眼，随即神色郑重地回答道：
“回禀都督，昨天傍晚，刘都司从秀岩城赶到凤凰城，面见祖总兵，带来了一个消息，祖总兵听了觉得事关重大，必须尽快报请都督处断，于是命卑职今日一大早带人护送刘都司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