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长卿仔细斟酌了两天，最终还是决定回信给范希文。
“范通判亲启：君书已阅，久闻希文其名，德行方正，素严以律己、崇尚品德，主持应天书院教务期间，勤勉督学、以身示教，矫正世风，使书院学风亦为之焕然一新。
通判心怀天下，常思君忧，此士大夫之榜样也，上合圣人君子之道，下合为臣之责。
窃常以范君教导学子，虽躬耕乡野，然通判之名，久慕矣。
通判曾革新吏治，意整顿朝纲，裁汰冗员，安抚将帅，然私以为大宋之弊，不在庙堂，而在乡野，乡野教化不通，未沐王化，士子荒废度日，不思学业，反钻营孟浪，宴饮游戏，或流连于瓦舍，或架鹰逐犬，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实乃痛哉！悲哉！惜哉！
昔在西蛮，诸国崇学，以宾礼侍学者，学子好学之心，尤比古人悬梁刺股。
西人马拉，身患绝症，终身药浴，长浸药液，奋笔疾书，一日阅书八时，叹曰：“吾命不长，惜时求学，仍不足也，只恨一日十二时！
通判问询，自知无不言，恐彼拙言，误范君尔～”
私以为大宋有四弊，兵员冗多，老弱混杂，良莠不济，将不知兵者众，多不知武备，军械尚不能分戈戟，善战兵少，将智谋短，故虽耗钱百万，仍不敌北蛮；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此一曰冗兵，一弊也。
天下有定官无限员，而税赋有数，俸钱无节，每制科举，一人为官，子孙犹士也，故二曰冗官二弊也。
僧道日益多而无定数，坐禅修道，不闻世事，不事生产，仍需数十民供养一僧，此三冗三弊也。
四曰言兵必晦，故积疾久虑，又隐疾成病……”
姬长卿给范仲淹的回信，整整有六千字，前面四百字都是客套话，中间的四千六百字是回答范仲淹的问题。
说实在的姬长卿并不看好宋朝，也不看好范希文想改革大宋弊政的想法。
北宋经过宋太宗、宋真宗两朝“收拢士大夫之心”的政策，已经培养起一大批既得利益的旧势力。
他们在荫蔽制，不杀士大夫，以高薪养官、养将的制度，已经发展成为足以左右宋朝大局的势力，虽然他们没有结党，但实际上他们早就在利益的趋势下，结成一个难以抗衡的政治集团。
姬长卿知道范仲淹想干什么，但他也知道范仲淹势必会失败，他虽敬重范仲淹的人品操守，但强如扭相公王安石，也不能撼动这些人的利益，更无法改变宋朝的弊政。
“三冗”问题的根本是什么？是北宋初期，赵家为了政权稳定搞出的各项政策的后遗症，是北宋的基本国策造成的，除非推翻北宋的整体国策，不然任何改革都是徒劳的。
在北宋初年，船小好调头，但是到了仁宗、神宗时期，北宋已立国数十年、近百年，“三冗”问题作为国策，骂的人不知道多少，前前后后削来削去，也减不了几个钱；背后的利益团体更是势力庞大，盘根错节，积重难返。
仁宗搞庆历新政，其实只是有改革的想法，却没改革的决心，周围的人一片攻击，他就动摇了。加上庆历新政对北宋的顽疾而言，只能算是挠痒痒，实际上作用不大，而且他正面硬杠上至勋贵，下至吏员，朝廷从上到下全是反对者，必然难以长久。
而王安石变法就可以算是挖肉了，神宗改革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王安石一系列措施确实的让朝廷府库充盈，军力增强，反守为攻。但是依旧没有找到病灶，只是缓解了病情而已。随着敌人的反扑，迟早是要失败的。加之神宗去世，最有力的支持者没了，实际掌权者高涛涛反对新法，败亡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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