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宗见二人如约而至，不由大喜。他寻了个酒肆雅阁，三人边吃酒边说话。
酒至酣处，戴宗停杯长叹一声，做出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薛永道：“不知哥哥有何心事，但凡用得上小弟，还请直言，必无推脱。”
戴宗见薛永言辞恳切，道：“我家曾受过司马相公大恩，蔡京老贼撺掇天子，迫害司马相公，说他是奸邪之辈，因此立誓与老贼势不两立。”
戴宗这个说法涉及宋国昔年新法旧法之争，薛永曾听父祖辈说过：当年神宗皇帝起用王安石为相，从熙宁二年开始变法，一直持续到元丰八年，神宗去世；神宗去世后，年仅九岁的哲宗即位，尊高太后为太皇太后掌理朝政，高太后起用司马光等为相，废除王安石新政，放逐变法派；到元佑八年，哲宗亲政，再一次起用变法派人士，全面恢复变法新政。
因此时人把支持新法一派称为元丰党人，支持旧法一派称为元佑党人。不过新法旧法之争还没玩，哲宗去世后，当今官家赵佶继位，向太后垂帘听政。其间，再次起用元佑党人，废除变法新政。九个月后，向太后患病归政，宋徽宗正式执掌大权。崇宁元年宋徽宗用蔡京为相，重又施行熙宁新政。
蔡京为相后，以文臣执政官文彦博、吕公着、司马光、范纯仁、韩维、苏辙、范纯礼、陆佃等二十二人，待制以上官苏轼、范祖禹、晁补之、黄庭坚、程颐等四十八人，余官秦观等三十八人，内臣张士良等八人，武臣王献可等四人，共计一百二十人，分别定其罪状，称作奸党，并由徽宗亲自书写姓名，刻于石上，竖于端礼门外，称之“元佑党人碑”。不许党人子孙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考，而且碑上列名的人一律“永不录用”。元佑党人成了蔡京党同伐异，排挤打击政敌的一把利剑。陆佃是王安石的学生，还有变法派人物李清臣等人，因得罪了蔡京，竟也被打入“元佑党籍”，备受摧折。蔡京因此权柄无双，再无人能与之抗衡。
那时世人没有不痛恨蔡京的，戴宗这番言辞下来，薛永自然义愤填膺，道：“哥哥心表日月，只是老贼势大，小弟只怕帮不上忙，耽误了哥哥大事。若是承蒙哥哥不弃，有什么是小弟能做的，尽管吩咐。”
“蔡京远在天边，自有能人对付。如今江州知府蔡得章是蔡京的九儿子，寻了他的把柄也能弱其党羽。”
薛永深以为然道：“既如此，若是有小弟能帮忙的地方，还请哥哥吩咐”。
侯建道：“我也一样。我也愿为节级效力。”
戴宗转头看了看侯建，好像看到了一个以前的自己：“贤弟，我不会叫你一直在尺子和剪子间厮混。”他看回薛永，又看了看侯建：“我现在没法给两位回报太多，日后但有可能，定叫你们出人头地。”
薛永端起一杯酒，手微微颤抖，道：“兄长客气了，为兄长办事，是我二人修来的。”
“果然没看错你二人，都是讲义气的。”戴宗没有在这种事情上纠缠太久，直接转到正题上：“如今那蔡得章无事总往无为军中去，不知作何勾当。我分身乏术，无法查探，贤弟能否助我？”
薛永略一思索道：“我这个徒弟侯建是裁缝出身，做得一手裁缝好活，飞针走线，技艺高超，可叫他去无为军开个裁缝铺，探访他们底细。若是有事，我便来传递消息与哥哥，若是无事，我就游走无为军附近村县，耍拳卖药查探消息。如此可好？”
戴宗欣然同意，举杯道：“两位兄弟肯仗义相助，我报恩之事有望，先行谢过两位兄弟。”
薛永和侯健二人都饮了。戴宗与了侯健三十两银子做裁缝铺本钱，三人又计议了一些细事，各自归去。
没过几日，薛永再来寻戴宗，把侯健探听到的无为军近况说与戴宗听。
原来那无为军有个闲住通判，姓黄，双名文炳。这人虽读孔孟圣贤经书，却是个阿谀谄佞之徒，心地狭窄，嫉贤能，胜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专在乡里害人，人送外号‘黄蜂刺’。
这黄文炳想要复职，到处寻找机会，有如黄蜂一般，到处飞。他听说江州新到任的蔡九知府是当朝蔡太师儿子，便起了讨好巴结的心思，指望蔡九能引他出职，再欲做官。因蔡九性喜民间美色，他便专四处抢掠貌美民女藏在家中，供蔡九淫乐。
戴宗听了，便让薛永传话与侯健，再探详情，最好能设法进到黄文炳府中。
正事已毕，看看天色晚来，二人便去附近一个临街酒肆饮酒。
饮了两三杯酒，戴宗装着无意闲聊，问道：“刚见面的时候，好像听你说起过，令祖父曾在老种经略相公帐下听用？”
“那是很早之前的事，老种当时是泾原路都钤辖，家祖当时是他的。”
“钤辖不都是用宦官吗？”
“兄长说的是宦官钤辖，但泾原路属西夏邻边，边事不断，因此也有文臣钤辖。”
“你越说我越摸不着头脑，老种不是武将吗，怎么又做了文臣钤辖？”
“他一开始是文职，因有谋略，后来才改的武职。”
“文臣改武职，当真是少见。对了，令祖父当时是什么职位？”戴宗正想接着盘问薛永的底细，忽听楼下喧闹起来，却是有人来捣乱。
不知后事如何，且见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