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抄那种文学作品,不能乱抄,都是有标准的。姜俊也基本领悟了这个标准。
首要的是可信度,可信度是一切成就的根基。
什么是可信度呢?举个例子,阿来是一位藏族小伙,他的小说《尘埃落定》描写了藏族土司的消亡史,这就非常有可信度。
而若是姜俊这位出生在关中省的农村小伙,也去描写一下藏族土司的消亡史,那能有什么可信度呢?
同样,王朔的京味小说,王安忆以上海为背景的《长恨歌》,也都有他们明显的地域特色,若是出生在外省且没在那里长期生活过的作家,也写出类似题材,那也是相当缺乏可信度的。也就是说,读者们会不相信真的是这位作者写出来的。
如果被质疑作品不是该作者写的,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可以参考一下新世纪某位韩姓作家被质疑代笔的事件。
若是写一本书,随着成就带来很多争议,甚至争议比成就还要多,还要多上许多倍,那这书写出来是没什么意思的,因为带来的争议不但会影响书的成就,还会影响作家在现实中的生活。
姜俊可不希望写完一本书之后,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烦扰和焦头烂额。
在保证了可信度之后,就要考虑这本书写出来之后的效果了。就是能在什么时候“火”。
有许多书,都不是写出来就立刻火的,往往都得通过一些人的慧眼识珠,或是历史的大浪淘沙才能被发现。
历史上就有许多这种例子,比如陶渊明原来在历史上并不是以诗人着称的,而是以隐士着称的。他的诗在当时被普遍认为不佳,在钟嵘的《诗品》里甚至将陶渊明的诗列为下品。
结果到了北宋,大文豪苏轼十分欣赏陶渊明,给了陶渊明诗以极高的评价,从此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陶渊明。又在南宋,辛弃疾也喜欢上陶渊明的诗,多次在词中表达对陶渊明的景仰之情,陶渊明的地位又进一步得到了提升。在此之后,陶渊明就已确定是一位大诗人了。
又比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原来谁也没觉得这是好诗,就将其归于“艳诗”那一类,觉得他格调低下。结果到了近现代,人们渐渐发现了它的人文价值,觉得他抒发了人生的感慨、思念的幽情,于是地位越来越高了。尤其是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将其称为“诗中的诗,顶峰中的顶峰”。这一下猛抬轿子,彻底奠定了这首诗的地位。甚至很多人称其为“孤篇压全唐”。这岂是张若虚在生前所能预料的呢?
这是远的例子,近的例子,还是拿《尘埃落定》来说,阿来在1994年写完《尘埃落定》,到处投稿,结果因为他没有什么名气,竟被退稿十几次,搁置四年,在1998年才出版。
因此对于姜俊目前的状况来说,想“写”点什么,可不能板凳坐上十年冷,写的东西得让出版社一看就觉得不错,而不是经历许多次退稿才勉强投出去。
也正因此,在多次考虑之后,姜俊觉得《活着》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这书在现在1991年还没有出版,自己给他“写”出来,并不存在任何争议。而且这本书的地域性也不明显,哪里的作家都是可以写上一写的。
再说效果,这书在当时一出,就引起很大反响。甚至仅在次年,就被大导演拍成了同名的电影。这时效性,可绝对是一部“看了都说好”的作品啊。
想到这里,姜俊满意地铺开了纸,写下了“活着”这个标题。
可看着这两个字,总觉得有点心虚。所以把这张纸给团了,又在新的纸上起了个新名字:
“福贵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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