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身上长虱子，这些琵琶状的虫子甚至出现高攀到他的胡须，传为笑柄。史料记载王安石“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由此可见他身上常年携带虱子也就不奇怪了。
有一个故事流传下来，说王安石从来不换他的长袍。一天几个朋友同他到一个寺院里的澡堂会。在他由浴池出来之前，朋友们特意偷偷的留在外头一件干净的长袍，用以测验他是否知道衣裳已经被换了。王安石洗完出来把那件新袍子穿上，朋友动了手脚他完全不知道。不管怎么样，他总是身上穿了件衣裳就行了。
又有一天，朋友们告诉王安石的胖太太，说她丈夫爱吃鹿肉丝。胖太太大感意外，她说：“我不相信。他向来不注意吃什么。他怎么会突然爱吃鹿肉丝了呢？你们怎么会这样想？”
大家说：“在吃饭时他不吃别的盘子里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所以我们才知道。”
太太问：“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大家说：“摆在他正前面。”
太太明白了，向众人说：“我告诉你们。明天你们把别的菜摆在他前面，看会怎么样？”
朋友们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把鹿肉丝放得离他最远，大家留意他吃什么。王安石开始吃靠近他的菜，桌子上照常摆了鹿肉，他竟然完全不知道。
还有一个故事说王安石在扬州太守幕府时，他彻夜读书。那时的太守是韩琦，他后来做了宰相。王安石总是苦读通宵，天将黎明之时才在椅子中打吨。等睡醒时，已然晚了，来不及洗脸梳头发，便连忙跑到办公室上班。韩琦一看他那副样子，以为他彻夜纵情声色，就向他劝导几句。
韩琦说：“老弟，我劝你趁着年轻，多用功念点儿书吧。”王安石立在那儿未做分辩。王安石接受朝廷高位那一年，正好韩琦罢相。王安石在日记中曾有这样批评韩琦的话：“韩琦别无长处，惟面目姣好耳。”
王安石做宰相的时候，儿媳妇家的亲戚萧公子到了京城，就去拜访王安石，王安石邀请他吃饭。第二天，萧氏子穿盛装前往，料想王安石一定会用盛宴招待他。过了中午，他觉得很饿，可是又不敢就这样离开。又过了很久，王安石才下令入座，菜肴都没准备。萧公子心里觉得很奇怪，喝了几杯酒，才上了两块胡饼，再上了四份切成块的肉，上饭后，旁边只安置了菜羹罢了。萧氏子只吃胡饼中间的一小部分，把四边的都留下。王安石就把剩下的饼拿过来吃了，那个萧公子很惭愧地告辞了。
王安石任知制诰时，王安石的妻子吴氏给他买了一个妾。等到这个女人进见时，王安石惊问道：
“怎么回事？”
女人回答说：“夫人吩咐奴婢伺候老爷。”
王安石又问：“你是谁？”
女人回答道：“奴家的丈夫在军中主管一船官麦，不幸沉船，官麦尽失。我们家产卖尽，不足以还官债，所以奴家丈夫卖掉奴家好凑足钱数儿。”
王安石又问：“把你卖了多少钱？”
“九百缗。”
王安石把她丈夫找到，命妇人随同丈夫回去。告诉她丈夫不必退钱。
章惇，字子厚，号大涤翁，建宁军浦城(今属福建南平)人，生于北宋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出身官宦世家，父亲章俞曾任职银青光禄大夫。
章惇自幼才智过人，孤傲自负，嘉佑二年(1057年)考中进士，因耻于在族侄章衡之下，两年后重新科考，考中一甲第五名，开封府第一名，任职商洛县令，不久升任雄武军(甘肃天水)节度推官。
章惇任职地方官的时候，政绩卓着，后入朝任职着作郎，得到王安石的赏识。
章惇初到京城的时候，年轻而英俊，一天傍晚，他独自在大街上行走，看到有很多轿子经过，最后面的一乘轿子里有个美艳动人的妇人，时不时掀起轿帘，挑逗章惇。
章惇经不住诱惑，就瓜兮兮跟在轿子后面，不知不觉来到一处豪宅，妇人用衣服遮挡着，让章惇和一些侍卫、仆人混在一起，进了一个院落，这里空旷深邃，仿佛长期没人居住一样。
过了一会儿，那个美艳妇人走过来，准备了丰盛的酒菜，山珍海味一应俱全。
章惇问妇人这里是啥地方，妇人笑而不答，不一会儿招呼很多美女进来，喝醉了，大家就住在一起，玩少儿不宜的游戏。
章惇就像勤劳的小蜜蜂一样，和这些美女饮酒作乐玩游戏，美女们离开后，就用一把大锁头锁上门，就这样折腾了几天几夜，章惇身体仿佛被抽空一样，轻飘飘的，萎靡不振。
一天，有个年龄稍大的妇人忽然问章惇：“这是郎君应该来玩的地方吗?你为啥要到这里?我家主人行踪不定，那方面不行，很多美姬都没有子嗣，于是主人就纵容妻妾勾引美少年，时间长了就得死人，这之前已经有好几个美少年在这里毙命了。”
章惇异常惊恐说：“那怎么办啊?”
那个妇人说：“我看你的相貌不凡，不是碌碌无为之辈，一定能免于灾祸，我家主人明天上朝起得很早，我今晚就不锁门了。
等到五更鼓响，我来招呼你，你跟着我到客厅，换上杂役的衣服，跟着那些人就能混出去了。
逃离之后不要轻易和人说起这段经历，再也不要来这条街了，否则你我都会惹上麻烦，遭遇不测之祸。”
章惇在那个妇人的帮助下，终于逃离出去。“后丞相既贵，犹以其事语族中所厚而善者，云后得其主之姓名，但不欲晓之于人耳。”
章惇贵为宰相之后，还曾对家族中厚道、善良的族人说起过这件事儿，还说已经知道那个主人的名字，但没有对外人说起过。
章惇提醒族人引以为戒，他没有因为是丑事而讳莫如深，这和他坚定自信、光明磊落的性格不无关系。
宋神宗赵顼致力改革，唯有改革才能实现梦想。改革是宣言书，改革是宣传队，改革是播种机。然而，由王安石起草的宣言书，组建的宣传队，操纵的播种机却因为触动方方面面的利益受到阻挠，其中也包括他的弟兄。
一天赵顼和两个弟兄在后花园踢足球，赌输赢。赵顼问两个弟弟赌什么？徐王说臣弟若是赢了，也不要金银财宝，也不要珍珠玛瑙，只求陛下不要再推行青苗法了。赵顼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点兴致也没有了。
熙宁四年（1071年），开封百姓为逃避保甲，出现自断手腕现象，知府韩维报告朝廷。王安石认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争议纷纷，百姓更容易受到蛊惑。神宗则认为应听取百姓之言。
熙宁七年（1074年）春，天下大旱，饥民流离失所，群臣诉说免行钱之害，神宗满面愁容，欲罢除不好的法令。王安石认为天灾即使尧舜时代也无法避免，派人治理即可。监安上门郑侠反对变法，绘制流民旱灾困苦图献给神宗，并上疏论新法过失，力谏罢相王安石。
同年四月，曹太皇太后（慈圣皇后）、高太后（宣仁皇后高滔滔）亦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神宗与祖母之间感情极好，见到祖母如此伤心难过，心里也是十分内疚，恰恰此时，岐王赵颢也从旁劝说神宗应该遵从太后的懿旨，新法是不会带来什么好处的。神宗心烦意乱，怒斥歧王道：“是我在败坏天下，那你来干好了！”岐王诚惶诚恐失声痛哭。神宗面临朝廷和后宫的双重阻力，不得不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改任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从礼部侍郎超九转而径授吏部尚书之衔。
王安石罢相后，奏请神宗让吕惠卿任参知政事，又要求召韩绛代替自己，二人坚持王安石制定的成法。吕惠卿掌握大权后，担心王安石回朝，借办理郑侠案件的机会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兴起李士宁案件来倾覆王安石。韩绛觉察到吕惠卿的用意，，秘密奏请召回王安石。
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同年，王安石《三经义》写成，加封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惠卿外调为陈州知州。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严重，新法很难继续推行下去。
王安石要求变法，既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也不是为了满足个人野心，完全是出于一片报国之心。虽然贵为宰相，王安石在生活方面却极为朴素，他从未贪污一分钱，也不接受别人的礼物。金钱对他似乎毫无吸引力，他连自己俸禄的数量都不清楚，拿回家之后，任家人随便花销。王安石这种无私为国的精神感动了神宗，在他眼里，王安石不是普通的臣子，而是自己的良师益友，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超出了君臣之谊。变法前期，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几乎所有大事都要与王安石商量。新法实行之后，引发了巨大的反对声浪，矛头直指王安石。神宗虽然有过迟疑和动摇，但最终还是坚定地站在王安石一边。
宋神宗死后，司马光打着“以母改子”的旗号反对新法。他把变法的责任都推给王安石，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全盘否定新法，诬蔑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新法大部废除，许多旧法，一一恢复。
头脑较为清醒的人们曾劝告司马光，要为年幼的宋哲宗设身处地着想，异日若有人唆使哲宗反对今天的“以母改子”，后果将不堪设想。司马光说：“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
司马光及其后继者无视小皇帝，因而激起哲宗的不满。哲宗亲政后说，他在垂帘听政期间“只见臀背”，斥责反对派全不懂君臣之义。宣仁太后一死，反对变法的旧派随之垮台，并受到沉重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