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把前前后后的经过给他说了，他说：“我尽量做他的思想工作，让这个事和平处理了，这样闹下去，对你们谁都不利，谁愿意天天为这个事伤脑筋呢？”
见他还通情达理，我就把解决这个事情的希望押在了他一担挑上，结果他去了一趟看守所回来说道：“李小峰，这事我管不了了，他不承认。如果他承认欠了你7万元，那我就想办法，让这个事过，但是不承认。不承认谁也没办法。”
听了齐东旺的态度，我意识到我这生遇到真正的克星了，看来，要拿回那7万元，是水中捞月了。既然他为了这7万元连一个男人的尊严、信用、道德和人格都不顾了，像乌龟一样地硬了起来，那我就当个石板，让你这头乌龟在我这石板上摔吧，碰吧，谁硬谁软，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把心里的这口浊气出了。你想坐牢，就坐吧！你能舍弃你的时间和自由，我就能舍弃那7万元！
一个多月后，也就是6月份，我回庆城办事，顺便想见一下律师，关于案子的事想和他再谈一谈。
吃饭时，律师来时带来了几个朋友，其中一个正好是县检察院的。在闲聊之中，这个检察员说他们目前接到了一个案子，是采油十二厂的，资金涉及到了二百多万，总经理是方英诚，如果举报的问题属实，可能要抓方英诚。
那时候，二百多万是个天文数目了，作为采油十二厂的人，谁听了心里都感到震惊。于是就沿着这个话题，故意问了下去。检察员说：“方英诚说他们把260万投给了陕西一家石料厂，我们要下去看一下，是不是投了260万。”我即问那个石料厂在陕西什么地方？他说：“好像在泾阳。我们过两天要去西安查，一查就可以定性了。”
我一听，顿时连饭都吃不下去，因为泾阳石料厂的厂长就是我。所以，这个消息流露出来后，只有我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但由于打官司期间，我向律师隐瞒了我在泾阳石料厂工作的事，律师只知道我在西安，不知道我在西安干什么，因而饭后分别时，我把律师叫到一边，有意问起了此事，说泾阳石料厂我熟悉，刚才那个人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律师说：“就是下去查一下，看那个石料厂到底是不是花了260万。如果属实的话，采十二厂就没有事；如果不属实，问题就大了，估计要抓人呢。”
我一听，浑身打了个寒颤，心里想，他妈的，劳司答应给30万，结果连20万都没拿到，啥时候拿过这么多的钱？
尽管我装作随口问问，再没说什么，但是过后一想，觉得这里面有猫腻，并且问题很严重。为此，我给老司管财务的人打了电话，把我知道的情况告诉了他，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财务上给石料厂支付了多少钱？你们应该有账务啊。这笔钱花在了那里，我也有账啊，怎么有260万这个说辞呢？而且听说检察院下来要查账，如果来了，我怎么交代呢？
对方说：“是内部矛盾引发的。当时检察院人来得突然，我只有这么应付了，明天上会后再说吧。至于你将来怎么应付这个事，你看着办吧，那个单位没有点小金库呢？职工福利啥的，总得要钱啊。”
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明白了。劳司把这笔账有意调整到我这儿，一是因为陕西远，检察院一时半会不去陕西查；二是把距离说远一点，中间再做些补救工作，就能做平这个账。劳司的目的，是要化解内部矛盾，保住小金库。所以，劳司就给检察院给了这么个说辞。
但是，这个事对我来说，无异于给我头上安装了一枚炸弹啊。万一人家很快就到泾阳了，我怎么办呢？如果承认了这笔钱，人家查起我的账怎么办？思前想后，觉得这事非同小可，赶紧先回去，了解情况后再说。所以，当天晚上，我就离开了庆城县。
在去泾阳的途中，我给钱永虎打了电话，把这个情况汇报了，说我现在面临这个情况，回到石料厂后，怎么应对这个事情？钱永虎说：“你先躲一下，别回石料厂，我问问情况再说。”
当时我心里想，我身上没有带多少钱，怎么躲？但是又不能说，到了泾阳，已经是晚上一点多了，为了预防万一，我没敢去石料厂，在附近打电话叫出了副厂长张友良，让他给我拿一点钱，说有急事去西安。半个多小时后，张友良来了，给了我2000元。我就带着这点钱又往西安赶。自然，我不在石料厂的这个阶段，石料厂的一切事务暂时由张友良替我管理。
我被来自检察院的这个骇人的消息吓跑之后，检察院并没有到泾阳石料厂来查。为什么没查？我也不知原因。反正，这个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