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旅社本来不太大，因为在公路边，所以过年几天，还有旅客。老板见我不回家，问要不要女的？我心里想，去你妈的，即使有钱，我也不会在这个破地方找女人。况且，我连我的未婚妻都没心情见，哪有心情找女人？店老板给我推销了女人后，又敲门进来一个人，主动与我搭讪，没聊几句，他就神秘兮兮地拿出一个小包包，问我要不要？我知道那是毒品，说了声：“去去去，快拿走！”我不知哪来的火气，一把将他推了出去，砰的关住了门。
大年三十晚上，我买了一袋豆腐干，一袋花生，一瓶比较便宜的酒，看着黑白电视，打算自己过个年。这时，我听见隔壁有打闹声，哭叫声，还有声嘶力竭的喊声，各种叫声，持续了大半夜。
通过这些事，我发现年关留在这个旅社的，除过“鸡”，就是瘾君子和毒贩子，想到自己多少是个知识分子，被齐东旺推到这种环境里，我的心情本来就很灰暗，焦虑，现在更像掉到了人间地狱，让我在大年之夜，竟然看到了让人触目惊心的丑恶现象。
人落到这个地步，除过被衣服遮掩起来的一点尊严之外，还能有什么？眼泪在这时候也太廉价了，只有酒精，才能使自己这流血的心能进入暂时的麻木状态。于是，我把一瓶酒很快就喝完了，然后，我倒在了床上。在倒下去的那一瞬间，我提醒最好别过早地醒来，让我大睡几天，让年味在我的沉睡中快快地过去。
过了年上班之后，我又去催法院，法院一打听，齐东旺又跑了。
齐东旺出尔反尔的举动让我彻底死心了。这次，我决心把他告进监狱。为此我四处找人，寻求上告的捷径。那时候认识了姚平，是个教师，他说市检察院有他的一个同学，是个检察长，叫郑庆丰，不行去给他说一下？我说行。我俩就去了检察院，见到郑察长时，姚平有意提到了我的父亲。郑察长一听，表示与我父亲很熟悉，因为他们曾在一起念过书。鉴于这层关系，我就把自己与齐东旺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了郑庆丰。
郑察长听了之后，认为涉嫌侵犯个人财产，就把刑捕科长叫了过来，当着我们的面让批捕科去了解一下。
我知道检察院没有拘留的权利，但是检察院具备批捕的权利。批捕科接了我这个案子后，认为我说的不算证据，要有证人。我就把检察院人带到了西安的那家给我加工过泵部件的机械厂，找到了几个经手人，让他们把我加工部件和支付钱的事证明一下，他们都根据自己所知道的情况作了相关证明。
把证据做实之后，检察院就叮咛我注意齐东旺的动向，说如果发现，立即通知他们。对此，我又对齐东旺开始了新一轮的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