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为此大发雷霆，先是将班主任叫去训了一顿，了解到挡车的学生除了蒋勇和李永军，还有我，就指名道姓地把我叫他面前，着其他人的面骂道：“原来我还以为你是个好学生，其实才是个人渣！学校对你这样的学生所干的事情，决不能姑息！包括谁负责学生出游的，都给我查出来！”
校长骂我的意思，我明白。他本来对我印象比较好，曾当众表扬过我。后来因为我承包饭馆的事儿，和秦林的父亲闹起了矛盾，我背了处分，现在又见我作为一个班长，伙同同学恶作剧，自然非常生气了，就发出了“严查”的命令。
这么一来，我们三个连课都上不成了，被关在学校的小招待所里，接受调查。
由于学校干部科是负责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所以学校追究起了学生科两个科长的责任。
学生科一把手科长和蒋勇关系好，为了推卸责任，要求蒋勇替他说话，把学生在路上挡车的事儿推卸到了副科长身上，蒋勇就要求我跟他作伪证。
我想，我是个背了处分的人，与学生科搞好一点，将来毕业时好毕业。况且，一把手总比二把手说话有号召力。于是，我就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当夜，我和蒋勇在没有灯光的墙背后，低声商量，将来在校长面前说什么，怎么说。沟通之后后，第二天上班后，校长针对干部科科长反应的问题，询问我，看是不是事实？我就胸有成竹地向校长做了伪证。大意是，正科长当时有事，脱不开身，让副科长带我们去，所以，这个事主要是副科长负责的。当时我们在返回的路上，副科长没有跟着队伍回来，好像去了镇子，学生没有老师的监管，就放松了纪律约束。
现在想起来，感觉自己当年真是太年轻了，太傻了，不谙世故，不知深浅，企图给自己找一条卸掉处分的捷径，结果又卷入了老师之间的斗争之中。
校长一听，知道责任在谁的身上了，最后怎么处罚了那个副科长，这是学校内部的事，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是，这桩事从此给我后来的毕业埋下了祸根。
八月底开学后，学校动员学生从事两个星期的体力劳动，譬如挖地除草、挑水栽树什么的。劳动的目的，体验一下劳动人民的辛苦。有的学生从小没干体力活，受不了，怨声载天。我因为讨债吵架的事儿背了处分，加上自己从小砸过石头，所以对这些活儿，不放在眼里。譬如从河里往树林挑水，别的男同学一桶水都吭哧吭哧地都不动，我一个人挑两桶水，闪乎闪乎地行走如飞，惹得口哨声、惊叹声不断。自然，总结劳动表现时，我通常是那个最勤奋的劳动者。
在拔草之中，我见带队的干部科换了新人，就低声问蒋勇，开学咱没见那个副科长？蒋勇说：“听说调走了。”
我低声道：“还不是你跟上正科长害了人家。”
蒋勇说：“难道没有你的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