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也急得直说我：“休学也好，等病治好了重新读高二，不然你又跟不上，以后怎么考得上大学？”
但我就是固执地听不进去一句话，跑到阳台上独自对着寒风任泪水肆意流淌。
“你让她休学，她不肯吗？”“大嗓门”阿姨低声问父亲，父亲无奈地点点头。
“别哭啊，没事的。”她过来安慰我，“你还年轻，多读一年没事的。我女儿就休学了，她以前也哭......治好病要紧。你说，你即使考上了大学，要是病没有治好，哪个学校肯要你？快回去，到床上去躺着。”
哎，道理我岂非不知？
下午，36床老太婆呼号连天，她的血管吊瓶针扎不进去，护士一会儿给她扎手，一会儿给她扎脚，折腾了好一阵子才扎好。不久，32床小姐姐婷婷也连哭带喊了起来，换了两个护士才把吊瓶针在脚上扎好。
轮到“白蝴蝶”给我扎针了，打完屁股针，再挂两瓶吊瓶。
老婆婆和婷婷那一高一低此起彼伏的呻吟，听了真让人心惊肉跳。不知道要过多久，当我的血管也像她们那样时，我能不能忍受?
“小妹妹，上午你怎么哭鼻子了？打针插管你可是很坚强的哟！”33床阿姨在对面微笑着对我说。
“你打针也哭鼻子。”32床婷婷听不惯，不服气地说她。
“不，共产党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33床阿姨一笑，故意问我，“小妹妹，你说是吗？”
我只是无语地笑笑。
1998年2月24日
早上，来了一大批白大褂，是医大一位年轻的教授带着他的学生们来对我进行现场实例“观摩指导”。
“那，这位31床就是得了格林巴利综合症。”教授给他的学生们介绍说。
那群哥哥姐姐们十分亲热，对我问长问短，发现我床头的几本课本拿起来纷纷传看。当他们得知我在读高二时，都吁吁发着感叹。
“这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是医大的实习生。”一位戴着眼镜的白大衣哥哥拿着记录本一边记录一边说，“呀，你才十七岁啊，高二是最关键的时候......”
他们跟我聊了不少话后，才转入正题。从我的生活学习环境，家族是否有近亲联姻等方方面面详细了解起，原来我得的病年轻人发病几率较少，在省内我也找对了医院。
他们对我敲腿揉手，让我全身放松，又测肌力又查感觉，俨然一幅幅医学者模样。
“别人说我的瞳孔有些大。”对他们已不感陌生后，不知为什么我说了这样一句话。
“呀！真有些大哟，五厘米。”“眼镜哥”拿手中的尺子测了一下，大叫了起来。他的话，立马引起了哄堂大笑。
“五厘米？眼珠子才几厘米？”他旁边的白大褂姐姐又重新测量了一下，说，“五至六毫米。确实，比我们近视眼的瞳孔都大。”
可是我视力好着呢！什么原因，他们也有些疑惑。算是天生吧！
“你安心养病，好好学习，以后也考到这里来，好吗？”他们要走了，那位眼镜哥在病房门口特意转身对我说。他是最后一个走的。
医科大？以我目前的成绩，哎......
夜里，下起雨。36床婆婆鼾声如雷，“大嗓门”守着婷婷的点滴，半夜叫了两回护士过来换药。父亲依然趴在病床沿上睡觉，不知他能不能睡好？长久下来，能不能抗住？
我无法入眠：难道，我的人生将要在这白色的病床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