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时期，明成祖继承明初朱元璋对周边少数民族的一些有效作法，进一步加强了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同时顺应蒙汉交流的历史大趋，改变洪武朝与蒙古等少数民族之间贸易限制政策，推行明蒙之间的通贡互市政策。一方面，重新建立和发展与蒙古诸部的朝贡关系；另一方面，择明蒙交界近边之地开设马市，允许蒙古部落与明朝互市贸易、交换，并对其加强管理。这些措施，尽管因受明蒙政治关系的影响而存在一些局限，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之前明蒙间冲突对抗的复杂关系，为开启明代蒙汉民族“通好”关系产生了积极作用。
明仁宗在位期间，选派精干的军事将领守卫北方诸前哨以防东蒙古人的入侵，取消了边境的茶、马贸易，并停派去云南和交趾（安南）的采办黄金和珍珠的使团。但他主要关心的是安南，虽然安南被合并已有几年，但仍没有平定。他渴望和平，提出一有可能就承认黎利的政权；但因为这样做时机不成熟，他就继续执行其父朱棣诱降黎利的政策。他断定黄福为人过于谨慎，不能继续在安南任市政按察使，于是以荣昌伯陈智接替他。但是明军未得到加强，在洪熙末年，这种情况仍未改变。
外交
海外交流
明成祖朱棣登极后不久，就依照洪武初年的建制，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设立了市舶提举司，负责查验来华贡使身份、安排贡使食宿、管理口岸。以加强管理正当的中外贸易和友好交往。并且不断地向海外各国派遣使臣，仅永乐元年（1403）就派宦官出使各国达三次之多：九月十五日，朱棣遣宦官马彬等出使爪哇国，并诏谕苏门答腊、西洋琐里等国；同月二十四日，遣宦官李兴等出使暹罗；十月十三日，宦官尹庆奉使诏谕满剌加、柯枝等国。从此开了宦官出使外国的先河。
永乐三年（1405），明成祖朱棣派遣宦官郑和为正使，王景宏为副使，率水手、官兵27800余人，乘“宝船”六十二艘，远航西洋。明朝舰队从苏州刘家港出发，到占城（今越南南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及锡兰等地，经印度西岸折回返国。自此以后于永乐五年（1407）至宣德八年（1433）的二十多年间，郑和又先后六次出海远航。郑和七下西洋，经过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和***教圣地麦加。
明仁宗时期取消了郑和预定的海上远航，继续保持与中亚和南洋各国的纳贡关系。
明宣宗登基后不久，明朝周边的哈密回回、满剌撒丁、占城、琉球中山、爪哇等数十国前来朝贡明朝，几乎是每年都来。明宣宗在继续他父亲的收缩政策时，只和朱棣时期定期前来纳贡的南亚和东南亚诸国保持例行的接触，按来朝次数多寡排列，它们包括：占城（8次）、爪洼（6次）、暹罗（6次）、苏门答剌（4次）；来朝一次的有浡泥、榜葛剌、南渤利、柯枝、锡兰、古里、阿丹和阿拉伯等国。在维持这些关系的同时，皇帝还继续执行不准中国人出海到国外定居或经商的更早时期的禁令。其目的是加强沿海的治安，使之不受海盗的骚扰，以及保持一切对外贸易的官方垄断。这些不现实的禁令失败了，因为在执行时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
再通西域
明成祖朱棣多次派遣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陈诚、中官李达等官员出使西域诸国，西域诸国如帖木儿帝国、TLF、失剌斯、俺都准、火州也与明朝多次互派使者往来，称臣纳贡。明朝与西域诸国加强了政治、驻军和贸易往来，使得全国的统一形势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主要影响
永宣盛世时期，对西南的四川西南部、贵州全境、广西北部、云南东部（云南的西部置乃是历史上的南诏国）、湖广西部的土司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土流并治、改土归流改革，拓宽了国土的农耕面积。据《明史》七十七卷载：永乐初，更定屯守之数“临边险要处、地僻处、输粮艰难处、屯百名兵民者，委以百户；屯兵三百名者，委以千户；五百名以上者，委以指挥提督之”。垦荒屯田“永不起科”，这是破格地最大优惠地鼓励在和平环境下，兵无战事而转向西南当地屯田垦荒。只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屯田、垦荒者，在政治上、经济上均得到特级的照顾和优惠。于是出现了军屯于田、民乐于业的欣欣向荣、安居乐业、繁荣昌盛的景象。这个时期，西南的发展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明代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开创了33年的繁盛局面，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盛世之一。永乐皇帝在位期间，郑和下西洋远播中华文明，大型丛书《永乐大典》的编纂则空前系统地梳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洪熙、宣德皇帝采取休养生息的治国之策，吏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在这段明王朝的鼎盛时期，强大的国力、繁荣的经济、复兴的文化都透过遗存的文物闪耀出璀璨的光辉。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瓷器、漆器、金属器等各门类工艺美术创作取得的非凡成就，恰恰印证着明代工商业发展带来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