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还特意从身分低微的士人中破格选用人才，担任参与国家政治中枢主要决策的侍中、常侍、给事中等职，让他们能够出入宫禁，随侍左右，顾问应对，参议要政。这些成为近臣的官员，身分相当于帝的宾客和幕僚。皇帝亲自任和直接指挥的高级将顉，也往往参议机要。大司马大将军卫青、大司马骠将军霍去病，权势都超过丞相，又兼以“侍中”之职，具有了参与宫廷重要决策的特殊地位。于是，和属于丞相、御史大夫和九卿所构成的官僚机构“外朝”相对应的“中朝”得以形成。
“中朝”又称“内朝”，由皇帝左右的亲信的近臣所构成。重要政事，“中朝”在宫廷之内就先自作出了决策，再交由“外朝”的丞相来执行。
尚书，本来是皇帝身边掌管文书的官员。“中朝”形成之后，尚书的地位日益重要。尚书和一般仅仅参与宫廷议政的官员不同，由于既有官署、官属，又有具体的职司，作为皇帝的秘书机构，在“中朝”逐渐居于核心地位。
主管郡国上计和考课，并且根据官吏的政绩，奏行赏罚，是丞相的主要职责之一。然而在汉武帝时代，却有皇帝亲自接受“上计”的情形。元封五年（前106年）春三月，汉武帝曾经东巡至于泰山，接受诸侯王列侯朝贺，“受郡国计”。太初元年（前104年），又曾经“受计于甘泉”。汉武帝直接“受计”，说明当时他已经牢牢把握了对各地诸郡国的控制权（前112年）。
儒表法里
尽管汉武帝亲近儒者，推崇儒学，不过实际上武帝对儒家是尊而不用，汉武时代的政治精神，外表像是文德并茂，实质却是刻薄严厉的。汉武盛世的丞相，只是摆设，实权却是在御史大夫身上。当时御史大夫的人选，如赵禹、张汤、杜周、桑弘羊等人皆是法家代表人物，为了讨伐匈奴，必须使国力高度集中，他们便遵行这种政治原则来办事。他们最重要的任务为：一、严密防止国内发生叛乱。二、尽量开发利源。
为了达到国内的彻底控制，武帝首先改订法律。元光五年，他命张汤、赵禹共订律令、造成西汉的法律恢复到秦代的严酷。例如其中的“见知法”，里面规定如果看到别人犯法而不检举者，便与犯者同罪。这样一来，官吏治法都以严酷为主，因此产生不少酷吏，如义纵、王温舒等人，造成不少人民与高官因罪被杀，这种现象，在汉武帝晚年时最为严重。
至于开发利源方面，以鬻卖官爵为其中重要的一项。这项办法始于元朔六年，由政府设“武功爵”十一级，这对吏治产生莫大的损害。此外最重要的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包括国营贸易事业的经营、新税的徵收，新货币的发行以及盐、铁、酒的专利等。这些政策推行，大大增加政府的收入。
察举制度
汉武帝也非常注重人才的开发，他确立了察举制度，是中国有系统选拔人才制度之滥觞，对后世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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