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
太康年间，在民族关系方面，晋武帝采取了招抚与镇服相结合的民族政策，以招抚为主。《晋书·四夷列传》找：晋武帝即帝位后，对周边少数民族是“抚旧怀新，岁时无怠”，随时招抚各少数民族入居中原。
在晋武帝的这种政策的感召下，塞外匈奴等少数民族首领纷纷率领本部人马、牛羊入塞定居。如：泰始年间，匈奴大水等二万余落归附西晋，晋武帝将他们安强在河西故宜阳城下。后来，又陆续迁入不少部落，与汉人杂居。太康年间，匈奴首领都大博和萎莎率幻奴各部“大小凡十万余口，诣雍州刺史扶风王骏降附”。还有匈奴胡太阿厚牢二万九千三百人“归化”，大豆得一育鞠等“率种落大小万一千五百口，牛二万二千头，羊十万五千头，车庐什物不可胜纪，来降，并贡其方物，（晋武）帝并抚纳之”。此外，在成宁和太康年间有奚轲十万以及鲜卑、五溪蛮夷羊柯獠、西北杂虏等族入居内地。晋武帝对来降的少数民族有功首领还予以奖封，如匈奴首领綦毋倪邪伐吴有功，被封为赤沙都尉。
对晋武帝招纳匈奴等少数民族入居内地一事，西晋朝廷内颇有异议。一些人认为羌胡狡猾，其心必异，让他们入居内地，对晋朝不利。因此，建议把入居内地的各少数民族迁出中原。时西河侍御史郭钦上疏晋武帝，提出“徙戎”主张，他说应该把戎狄迁徙到西、北边境以外地区，被晋武帝拒绝。
在晋武帝的招抚民族政策下，原来西晋北方广大土地上，处处有匈奴、鲜卑、羌胡等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现象，《晋书·匈奴传》记载当时情况是：“爰及泰始，匪革前迷，广阔塞垣，更招种落，纳萎莎之后附，开育鞠之新降，接帐连话，充郊掩甸。”“关中之人，百余万口，而戎狄居半。”这些内迁少数民族与广大汉族人民一道生产，共同生活，友好往来，互相学习影响，加速了民族融合过程，这就为“太康之治”的形成创造了一个比较安定的客观社会环境。
晋武帝招抚少数民族入居内地，拒绝徙戎，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在客观上是顺应了民族融合的历史发展趋势，是符合各族人民愿望的，应予肯定，这既是“太康之治”所以能够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又是“太康之治”的具体表现。
主要影响
晋武帝太康年间的统治有很大的历史功绩。西晋统一后实现了开疆，并促进了中国的对外交往，促进了中国科技、文化、教育的发展，晋朝有众多的发明创造和制度建设都是在中国首创的，其中包括：三省制、门下省、国子学、书博士、占田制等等。
科技发明有瓷器、制图术、指南舟、楼船、凸镜聚光、脉经等等，这些成就都是在司马炎统一前后的成果。这些成果有的就是为统一战争服务的创造，只是在实现统一后，才增强了汉民族的团结，也巩固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团结，增加汉族人口，改变了汉末中原人口锐减的困局。
太康年间的中国是与西方罗马帝国并列的大国，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对外交往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外事活动和经济贸易，这大大地促进了社会发展。
“太康之治”尽管是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但它在中国古代史上留下了一定影响，为西晋王朝增添了一点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