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谓问题
陈长琦对史学界习称的“九品中正制”这一提法持有异议。他指出，现存的魏晋南朝史料，均无“九品中正制”的提法，最早的提法则是“九品官人法”。
实际上，无论是认为“九品中正制度”就是“九品官人法”，二者无需区别；或者认为九品中正制是对九品官人法的更准确的表述，都是错误的。这种错误认识产生的根源，在于误解了魏晋时人对九品官人法的评价。
魏晋人集中攻击的是中正制度，攻击中正对人才的不公平评价。由于中正制度是九品官人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一些学者产生误解，将中正九品之制误认为就是九品官人法。其实，中正九品制或者我们所常说的九品中正制，只是九品官人法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
评定品级
陈长琦指出，九品官人法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对现职官员进行品评，一是对官吏的候补人进行品评。前者完善、发展为九品官制，后者形成为中正九品制，习惯称之为九品中正制。对于九品官制的品第，人们习惯称之为“官品”，而对由中正给予官吏侯补人品评出的品第，有称之为“中正的品第”，也有称之为“乡品”的。
他认为，九品中正制下，评品权力握于中正之手，品第之高低，常常系之于门第世资，一个人的宗族地位及父兄官爵，即“资”，在品评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故此，使用“资品”的概念来称谓九官人法中中正综合给予官吏侯补人的“品”，既合乎习惯，又切合事实，中正给予官吏侯补人的品第，实质上正是一种基于被品评者门资家格的任官“资格品第”。
关系问题
官品制度对官员职位所采取的等级区分形式，易使人们产生误解，并将其与官阶制度混同。
实际上，官阶制度最主要的特征，是以等级高低区分官员职位，并据此规定官员地位的贵贱、权力的大小以及相应的秩俸待遇。
而官品制度则从官才的需要出发，也对官员职位采取等级区分。就这一点而言，二者形式相同，然而，本质却不相同。但是，九品官人法所带来的官品制度及其以官才标准对官员职位的等级区分，必然产生官阶化倾向。到南梁初年，正式以九品官制取代传统的官秩制度而确定为官阶制度，使官品与官阶制度二者实现了结合，官品制度始正式演化为官阶制度。
区分问题
张旭华认为，曹魏创立九品中正制，中正品第虽有九等，然其类别却只有二，即上品与下品。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中正品第中的上品和下品同属于辨别人才优劣的等级评定序列，并依此考察魏晋任官及其与乡品、官品的关系，致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出现了偏差，事实上，上品与下品虽然有着基本相同的属性，即它们都是由中正所作出的一种区分人才优劣的等级评定形式。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基本属性相同的乡品，却又具有一种新的内涵和社会属性。魏晋时期，由于门阀制度的形成以及士庶等级界限的严格区分，上品与下品同社会等级制度结合得愈来愈紧密，其间的差别日益明显。上品的含义也随之发生了质变，即由单纯评定人才优劣的一级乡品等级称谓蜕变为代表着士族的社会地位的身份等级的标识，成为辨别士庶分野的界标之一。[7]
专家们关于九品中正制设置及其职权的争议
1、中正的设置时间、具体名称和组织结构问题。
唐长孺认为，初立中正时，只限于郡。州中正的设立时间较晚，可以确定在曹芳时，并且至迟不出嘉平二年（250年），至早不出正始元年（240年）。州中正亦称大中正、州都。而县中正，在魏晋时无考。
韩国磐认为，九品中正制的选举办法，颇为完备，即州设大中正，亦称都中正，郡设小中正，亦只称中正。
2、中正的职权问题。
唐长孺认为，中正的任务是品第人物、以备政府用人的根据。所有官职授受，除了皇帝特权来处理之外，都必须经中正审查这一道手续。中正品第并非只是一种褒贬虚名，而是和入仕途径以及任职有不可分离的关系的。官位必须与品第相符，降品等于免官，升了官必须同时升品。
王仲荦认为，中正掌搜荐，以帮助吏部来铨选士人。中正依据管内人物的品行，定为上上至下下九品，中正有权进退，“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或以五退六，或以六退七”，吏部的选用，就是根据中正的“品状”来定的。
专家们关于九品中正制创立时间及原因的争议
1、关于九品中正制的创立时间，大体有四种观点。
一是延康元年陈群始建说。唐长孺认为，九品中正制的建立时间是在曹丕未篡汉时即延康元年（220年）二月，这在《三国志·魏志·陈群传》有明文。《晋书·李重传》所载李重语和沈约的《宋书·恩幸传序》将时间提早到曹操时，可能是出于误会。这个问题可以不必讨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
二是建安年间曹操始建说。韩国磐依据前引《宋书·恩幸传序》沈约所述和《晋书·卫瓘传》、《通典·选举典》等有关记载，认为九品中正制始于曹操时，而且是戎马倥偬时所创（《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另外，还有张旭华的“魏武萌芽说”和刘访师的“始于寿张之战说”。
2、九品中正制产生的原因。
韩国磐认为，九品中正制的产生，是由于汉代州郡察举制度已经腐败不堪，再则汉末户口流离，即地主士人亦多侨寓他乡，州郡察举制已不适用，因此，非改不可。曹操求贤诸令，重新确立了选举的原则，也就是选举人才的标准，但怎样达到这个标准，就需要具体的办法、制度来保证执行，这个制度就是九品中正制。
唐长孺认为，就当时人的说法，九品中正制的创立，是由于经过黄巾大起义之后，人士流移，政府选举无法查考乡闾的批评，因此一方面顾及乡闾评定的旧传统，另一方面适应人士流移的新环境，就本乡之中选择一个适当的人来主持评定的任务，于是创立了九品中正制，这种理由是正确的。
王仲荦认为，曹丕继位为魏王，进一步就要受禅，登上皇帝的宝座。为了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做好改朝换代的工作，对世家大族就不得不作出让步。当时世家大地主尚书陈群向政府提出“九品官人”的方案，曹丕不加留难地予以通过了。经过这种方式的妥协，他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另外唐长孺、游为民、石荣伦、陈长琦、刘访师等专家也有着各自的观点。
品级划分
专家们关于九品中正制评定士人的品级与起家官官品的关系的争议陈长琦认为，特定的资品与起家官品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有着大致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最初是二者之间相差三品，而不是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提出的“乡品与官品相差四品”。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资品与起家官品间的差距，发生了变化。
曹魏时期，九品官人法创置之初，某个既定资品的起家官品，与其对应是相差三个品级。资品虽有九级，而被中正评为下等人才，获下品七、八、九品级者，是没有希望入仕为官的。因一品被视为圣人之品，不轻易授人，成为虚品。实际上能够起家入仕的资品，只有上品与中品的六个品级。所以，这个对应关系可以列示如下：
起家官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资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西晋以后，资品二、三、四品与起家官品由相差三品变为相差四品，资品五品的起家官品在与资品相差三品到四品间浮动，而资品六品的起家官品则仍然保持着相差三品的距离。这种对应关系可以列示如下：
起家官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资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此外，张旭华、胡宝国、阎步克等专家也有着各自的看法。[8]
品第入仕
专家们关于九品中正制品第与入仕途径的关系的争议
唐长孺认为，九品中正制只是保证清浊分流，并不等于选举制度的全部，各项选举必须依据中正的品第，但出身授职还得通过各条入仕道路。
罗新本认为，九品中正制只是一种考察士人和官员的制度，中正对已仕未仕之人均予以品评，品状是吏部授官的主要依据，但他并不直接官人，任命之权归吏部。并且士人经品评后仍需由各种仕途方能为官。
陈琳国认为，两晋时期的选官方式，可以概括为三个层次：一是吏部铨选和公府辟召，二是州刺史辟召和举秀才，三是郡太守辟召和察举等。
陈长琦认为，九品官人法，是魏晋时代官员选拔、任用制度的唯一的形式。因为九品官人法给每个官员职位都规定了任职者的人才品级资格，即官品，那么任何人如果没有资品，就没有入仕的资格。但魏晋时代士人之品级的获得，即资品的获得却非只中正评价一种，而是多渠道、多途径的，九品中正制只是其中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