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出京师之前，已经让何如宠对宋、明两朝的税收制度进行比较分析。
宋朝虽然常常被明朝文人揶揄鄙视，但是其在财政收入上还是十分给力的。
当年靖康之耻，宋朝汴京百年积累全部被掠走，正规军几乎十不存一，最后硬是靠堆钱苟到了南宋灭亡。
宋元明清这几个朝代，就属明朝财政拉胯，这实际上是明朝的制度存在重大缺陷。
回到宫中，崇祯又召来韩爌、毕自严商议。
看向毕自严的奏本，首先分析的是宋、明两朝的田赋对比。
宋朝计量和明朝的不一样，如果都折合成明石，那么明朝有三千多万石税粮，而宋朝只有两千多万石税粮。
这点显而易见，因为毕竟双方耕地面积的差距摆在那里。
其次则是工商税，也就是官府专卖收入和商税的总和。
在这一点上，宋朝远远强于明朝。
首先是酒，宋代实行酒专卖制度，年入超过1000万贯，是官府的支柱税源。
而明朝允许民间酿酒，酒税属于杂税，再加上洪武帝对于农民自产的初级农产品是完全免税的，产量最大的民间酒坊几乎全部免税。
除了酒税以外，明朝还在各个钞关向大宗货物征税。
但是酒是一个地域性非常强的商品，换个地方很可能就喝不惯。
绍兴的女儿红到了山东根本卖不出去。
陕西的花雕在南直隶也是无人问津。
所以明朝的榷关酒税收入非常低，毕自严在完全没有参考数字的基础上，估了一个年入十万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其次是茶税。
宋朝的茶税也是明朝的六十多倍。
首先是在生产能力上，明朝相比宋朝大大萎缩，原本宋朝时川地一年茶产量超过2000万斤，这才支撑起了茶马古道的繁荣。
然而蒙古入侵以后，川地十室九空，明朝的川茶产量只剩下不到百万斤。
还有就是洪武的农产品免税政策，使得江浙、福建的茶农卖茶也几乎不交税。政府对每斤茶只征税2.5文，总收入不过5万余两白银。
最后是盐政。
洪武初年，盐政实施的是开中法，就是国家并不直接从盐专卖中获利，而是把盐引，也就是从盐场领取官盐贩卖的凭证分配给各个边镇。
盐引在各个边镇手中，就相当于真金白银，因为商人有了盐引可以将食盐在任何一地发卖。
受到盐引的诱惑，商人会主动携带粮食、丝棉、麦豆、银两这些军需用品前往边镇交易。
这种制度的好处显而易见，盐引本身都有定额，运输途中也不易发生丢失或损耗。大大简约了运输饷银送边，边镇再换成物资的费用。
简而言之就是不给中间商赚差价，边镇和商人可以按盐与实物价格比例直接交易。
但是自明朝中期开始，这一制度便发生败坏。
首先是边镇军官自己动歪脑筋，比如隆庆帝时，宣大总督王崇古是山西蒲州豪族，结果他自己的弟弟就是大盐商。
显然盐引到了王崇古手里，有多少能给宣大边军，有多少落入他自己口袋，就很难说得清了。
其次则是大量皇亲国戚，在发现这盐引能变成真金白银后，就不停找机会向皇上和朝廷索要。
权贵每得一张盐引，便可坐收高利。“一引白得银六钱，积而千引，则坐致六百金，万引可得六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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