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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为君者，都要被世人冠以“须成明君”的殷切期望与“当以平安治世”的极致向往。
可除了当事之人，谁又知道这两件事本身就是冲突的。
明君与平安治世，依常理思索，应是两件一脉相承的事，事实却并非如此。
自秦朝一统六国，天下大定后，凡称得上明君的，远至汉文、光武，近至隋文、太宗，哪一位都未必敢于在人前，宣称治下人人都安居乐业，各得其所。
常言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这一双词汇，如何能放在一处。国泰民安与风调雨顺全然不同，只以具体某地而言，风调雨顺自然不会因人而异，一场瑞雪落下，人人门前、田头都是一片皑皑。
可国泰民安——别处皆无战事时，边陲之地却突发**，遍地尸骸，众多黎民食不果腹，可这之中竟也有人能高枕无忧，安平度日，如此，当算作是乱世，还是太平盛世？
对因战而亡之人，这还当算作是国富民丰否？于那些太平无事、钟鼓馔玉之人，这战事又该以何词句言说？
不如只当凡事都如梦一场，还淡然些。
圣人独坐于贞观殿内，难得享有片刻无人叨扰的时光，带着因饮下一壶半梨花酒而逐渐上升的醉意，斜靠在凭几上，望着除去几名内侍、宫女，空无一人的殿内，开始漫无目的地任思绪发散而去。看书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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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无苛求，何时都为盛世……”他淡然地借着酒意，喃喃自语。
对又一次坐上龙榻的经历，他已不想再反复思考当初接受被众人拱于最前的决定是否正确。
只以目前的体会而言，如今的龙榻，较当初被贬为庐陵王，四处流离游走，时刻带着被杀的恐惧而言，确安稳、舒服许多。
但以这些日子，东都突发多种诡异状况，而投射入朝堂，众臣的反应而言，圣人倒是越觉自己关于明君、盛世的所想是对的。
他已厌倦了去决断一件事当如何做，圣人希望的是，双方都有那么几人，将做法说出来，以明智取胜，或以结果论，就如前朝的大理寺少卿狄仁杰那般——要么言而做，要么只做而不言。
可是满朝文武，除去零星几人，都只以口舌之争为乐，问及事态如何，所言头头是道；问及当作何解，人人闪烁其词。
正因为如此，韦巨源这般凡事都有些心怀他意之人，反倒得了重用——因就算是这样的人，也至少愿以亲身监造还都大典所用之吟天殿。
反观追随复朝五王的众人，先是百般劝阻延缓还都大典，后在决定“水祭木祀”时，又百般推脱，一副事事不愿上心的模样。
连上位的意志都捉摸不透，如此还妄图在朝中占有利地位，他只觉这帮朝臣有些痴心妄想了。
因此久而久之，本就对韦后多有依赖的圣人，便在内心更加倚重武三思、韦巨源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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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五王助自己重登龙榻的“恩惠”，亦不能忘，故而即便他五人离开朝堂后，圣人自己也从未当众指出自己对他们五人以及众多追随者的不满。
可是那一日四人入宫，例行面会时，本想几人聚在一处，好好谈谈近来东都的状况，哪知不出多时，四人便齐齐将矛头直指向韦后数人。
五王彼时被请出紫微宫，便是因为频繁表示对韦后在旁听政的不满。
二圣临朝本就是圣人的一个承诺，当初若非韦后陪伴身旁，恐在先前自己母亲那般重压下，早已自裁而亡。
换一方想，那时自己为大唐之君，忽地被太后贬为庐陵王，任何人考量，也会动远离自己的心思，偏韦后那时不离不弃，甚在一路逃亡中，还为自己诞下后代，这样的表现，以二圣临朝作为交换，在他看来并不过火。
之外，在复为一国之君后，那些无论大小、琐碎、繁杂、内里关系不明之事，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展现在自己眼前的奏书里，日日百封千封，只自己一人批奏、决断，何时才有闲暇，多韦后一人从旁支招协助，又有何不妥——女皇都已于世中现过，如今只是女人听政，又有何值得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言劝说的？
所以，之后加之五王从不间断的“当为明君”“以仁治世，从严治朝，令行禁止”云云，让他不胜其烦，心中不满累积至忍无可忍。
这时又是身边人韦后，识出了自己的烦心事，尽她所能，行一番开解，圣人自身的烦闷尚能退去些，但其中主要缘由还是韦后说出了那番圣人心中所想，却不敢落于实施的想法。
韦后所言是，既天下方定，乃是协助复朝的五王大多年事已高，尤以张柬之为主，历经三代，这时仍以耄耋之年活跃在明堂，过于不易，还是让他五人各自回家颐养天年为妙。
她这番言辞，在圣人听来自然是有别样意味在其中，但又觉说至心底，是因五王在朝，则时时处处让他这个复朝之君，背负要无条件接受五人监管的压力——五王倾尽所有，助彼时监国太子复位，这样的付出，圣人纵有覆天之力，也不能被天下人叱责忘恩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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