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接着讲，把故事讲完。”
“好吧，”刘时敏一边应下，一边继续念信，“所以，夫牧民之道，真正的治国之道就是——‘除其所疾，安而不扰，使而不劳，是以百姓劝业而乐公赋’——只要官府不折腾，百姓自然安居乐业，朝廷也不用接济百姓，百姓也不用仰仗朝廷，在这样的环境下，税收、徭役便不会激起民众的反感——‘若此，则君无赈于民，民无利于上，上下相让而颂声作。故取而民不厌，役而民不苦’……”
通篇故事已讲到末尾，魏进忠听至此，问刘时敏：“这篇故事最后，是御史辩赢了还是贤良文学赢了？”
刘时敏思考一阵，回道：“徐上海没在故事里写谁赢谁输，其实这场辩论本身也没有赢家输家，师弟以为谁赢了？”
“俺觉得贤良文学说得好，但御史一派并没输。”
“你的意思是贤良文学其实也没有赢？”
“读书人光读书没用，空有一肚子墨水，只会高谈阔论。天下就没有不折腾的官府，一折腾，百姓日子是不好过，但是，也不会只有任人宰割的百姓。”
“师弟，这话怎讲？”刘时敏不禁问道。
“就说说孙隆吧，你觉得他错了吗？他错了。但他错不在征税，而在他征错了对象。他以为苏松常镇这些富饶之地，官府一年税收都是百万之巨，所以征税应该很容易，不过六万两而已嘛。但是他就没料到，葛成会率领织工造反，时隔一年，机户又开始闹事。”
“但是……如果不是，又该向何人征税？”
“朝廷征赋役是行贡法，征商税就得行彻法，征税不应向生产之人征，该向真正付银子的人征。不但不应征生产之人，还要尽可能减税、免税，这样才好控制。只有掌控了生产，彻法才能得以实施。”
刘时敏还是不懂，又道：“怎么控制？去年的织工，今年的机户，明显都是有人在背后煽动。这些人可能来自官府，也可能就是手握巨资的商贾，三教九流之人，各方都有利益所在，如何控制？”
魏进忠看看刘时敏，笑了笑，颇为胸有成竹：“丝业跟棉业迥然不同，凡事跟这行有关的，没有哪行哪家敢说能做到一家独大的垄断。俺就问你，丝织最关键的是什么？“
刘时敏想想，似乎不太确定：“丝？”
“是丝没错，但丝又怎么来的？”
“那还用说，当然是蚕吐丝啊。”
“对啊，没有蚕作茧，又哪有丝？没有丝又哪来的缎匹？但是蚕要作茧，又需要吃桑叶。”魏进忠解释道，“去年苏州民变背后的经济原因，不就是因丝价上涨？但为何会大涨？因为南方大水毁了桑田，恰恰就在蚕作茧的时候，蚕无桑叶而大量死去，没有蚕茧才导致丝价上涨。”
“所以说桑叶才是关键？”刘时敏仿佛一下就想到了关键，“对了！你一提桑叶，我倒想起了世庙的时候，还曾将改稻为桑定为国策来着。”
“哦，是吗？”魏进忠一听，竟是十分感兴趣，“你给俺说说这个改稻为桑是怎么回事。”
“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就是苏杭产的绸缎卖给西洋商人，能卖极高的价，赚不少银子。当时也正是看到这点，内阁严嵩就提出把江南的稻田改为桑田，多栽桑养蚕，这样就有足够的丝来织造绸缎，再卖高价。”
“那后来呢？”
“只是这其中牵涉太深，江南的官员想苦一苦百姓，但百姓却不愿把好好的稻田改为桑田，结果就是毁堤淹田，然后又牵扯出庙堂、江湖诸多问题。后来嘛，先帝那时还是太子爷，手下清流有张居正、高拱、徐阶等人，他们反对改稻为桑，因此也斗倒了严嵩。”
“那最后改成了吗？”
“浙江是七山二水一分田，如何搞改稻为桑？改了桑，百姓吃饭怎么办？”
“哦，原来还是没改成？”魏进忠似有遗憾之色，“但是除了浙江，最应改的不该是太湖周边的几府吗？”
刘时敏不禁疑惑道：“太湖周边本来就得天独厚，种桑养蚕业已经很繁荣，还需要改吗？”
魏进忠沉吟了半晌，末了道：“无妨，只要曾经改稻为桑就行……”
刘时敏是愈发不懂魏进忠话里的意思：“什么意思？难不成……师弟想重新推行改稻为桑？”
“呵呵，非也！”魏进忠扬起下巴，睨他一眼，“世宗皇帝那会儿都没搞成，俺岂敢跟先人争高下？”
但刘时敏见他一副睥睨不可一世的模样，脸上的疑惑之色更甚：“那你究竟打什么主意？你说想行彻法，怎么行？”
“俺刚才就说了，去年丝价大涨，是因为水灾毁了桑田，蚕作茧时没有桑叶，因而蚕茧减产，对吧？”
“对啊，”
“同理，俺要是控制了种桑的规模，控制桑叶的供应，是不是就能控制蚕茧的产出？进而就能操纵蚕丝的价格？这道理你不懂？”
“懂啊，但跟改稻为桑有啥关系？”
“呵呵，”魏进忠笑着摇摇头，“俺是要改桑为稻，谁要改稻为桑了？正愁没有一个好的由头，这不就有了？”
“哦！原来你想……”刘时敏仿佛才顿悟过来，但又立即皱起了眉头，“你不会是想……把改桑为稻，也定为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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