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潜对宋理宗说，文天祥奉旨直言劝谏，不惧祸否（否极泰来的那个否），此人万万不可下狱论罪。宋理宗冷静下来，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并没有将这个不知道青天高，黄地厚的状元文天祥治罪，假惺惺地下达了一道夸奖文天祥的诏书。
宋理宗自然也要让自己有台阶下，维护好自己作为天子的颜面。上谕说：文天祥奏折意在预防流弊，虽是书生意气，有些许迂腐，可尚有可取之处。且文天祥作为一介臣子，有家国天下之情怀，应当褒奖。朕自即位以来，夙兴夜寐，夙夜孜孜不倦，以求市井平宁，联蒙灭金，亦有中兴之意。文天祥体察朕心，上书劝谏，勇气可嘉。朕自即位以来，凡列为臣子上书言事，凡对国计民生、用人行政等大事有所裨益者，无一不迅速采纳施行，朕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每每思索祖宗草创事业之艰难，常垂泪涕泣，纵使是臣子上奏阐述理学之道，上奏有益于身心的奏疏，朕也一定会摆在身边，随时御览。朕广泛求取直言，绝非钓名沽誉，而是身体力行。文爱卿所指出的三大问题，每个问题都不免偏激，至于说朕刚愎自用，倒是有那么一点儿切中要害，朕确实独断专行了些。朕知道自己是寡德之人，但朕感慨有你这样的骨鲠之臣，因而朕很高兴自己不是孤家寡人，因而在看到你的谏言之后，反思自身的不足。若是因为臣子说了几句难听的话，便不听劝谏，以至于不能集思广益，那就是真的刚愎自用了。朕作为君主应当自省，文爱卿作为臣子亦应当自勉，你我君臣二人当互相鞭策，大宋才能得以大治。
上谕的结尾处，宋理宗还不忘记用“为君难为臣不易”来煽情。
这样乍一看，宋理宗确实有那么一点像明君，但也只是有那么一点像而已，因为在事实上，他不是。
紧接着第二道上谕，才暴露出宋理宗的本来面目。第二道上谕把文天祥明升暗降，把文天祥的官职提拔了一级，让他从朝廷里滚蛋，而且诏书切峻，要求文天祥立即去国（离开京城）。
文天祥去国怀乡，忧谗畏讥，但是，他却不能像范仲淹那样宠辱偕忘，因为天下并不太平，宋理宗也不是范仲淹那一时期的明君宋仁宗。
表面上，文天祥犯上直谏，宋理宗宽容而不去深究，这看上去就是一段双赢的佳话，甚至在情节上有些像童话故事。但是，我要告诉你，大宋的政治中，没有童话。看上去，宋理宗展现出从善如流的明君风范，而文天祥也在大宋的满朝文武中赢得了直言劝谏，不惧祸否的名声。而且，如果硬是要给赢家评一下谁大谁小，那文天祥看似略胜一筹。国朝的状元郎，仕途上春风得意的少年，这个人连皇帝的过错都敢于评说，皇帝还拿他无可奈何，以后，他在官场上的地位，岂不是非常特殊了么？
但是，现实不同于表面的现象。由于这件事情，宋理宗对他亲自选拔出的状元文天祥气愤不已，甚至对当初选他作为状元的行为感到非常后悔。在理宗皇帝的内心里，这难道不是典型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对文天祥怀恨终身，未能释怀。更准确的说，是又爱又恨，而且又恨又怕，恼火得很，佩服得很，却又忌惮得很。
文天祥到了地方上，当了知州，是一个州的主官，没有了某些御史台的言官天天在那里骂，自然是如鱼得水，他大刀阔斧地干，也干出了成绩，不过，有一点习惯他还是一直没改：特别爱提建议和意见。
而这些意见和建议，极其让宋理宗头疼。前头我们就说过，宋理宗既想当这个，又想立那个，人格分裂，所以理宗皇帝看到文天祥给提的建议，既生文天祥的气，又不敢在明里整他。
可是，理宗皇帝不敢，贾似道敢。
贾似道有一万种办法，让文天祥不爽。
也正因为贾似道擅长窥伺圣意，加上他是理宗皇帝宠妃贾贵妃的弟弟，在理宗皇帝面前，贾似道是一个既有情商，又有关系的人。他的升迁，就如同坐火箭，没有过太多年，就从一个进士出身的小白混到宰相。贾似道不光是大宋应试教育的佼佼者，还是心理学研究上的佼佼者，你跟他说几句话，它就能基本上知道你在想什么。
文天祥只是因为忠诚出名，但是在驭人之术上以及读心之术上，文天祥的道行还是太浅，但是贾似道的道行太深。
后来贾似道的这些专业技能，足以让他很轻松地祸国殃民，而文天祥的忠诚，却救不回一个煌煌大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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