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聊聊城市,首先说京城。大宋有四个京城,一个首都,三个陪都。一个首都是东京汴梁,也称作开封府,三个陪都分别是北京大名府(在河北大名县,看来现在级别降低了),西京洛阳,南京应天府(在今天的河南商丘),这四个京城是贯穿整个大宋始终的,也包括南宋,历史课本上说,南宋的首都是临安府,也就是杭州,这是我们现代人形成的一种历史共识与文化认同,但是在南宋,则不是这个样子,南宋人上至天子,下至一般的平民百姓,都并不认同临安府是京城,在法律意义上,京城仍旧是那四大京城,首都也仍旧是东京汴梁,南宋的人们有着你想象不到的“故都情节”,很多爱国志士一直心心念念要把四大京城全部收复,比如说陆游陆放翁生平第一大快诗《闻武均州报以复西京》,诗歌的末尾写到:“悬知寒食朝陵使,驿路梨花处处开”,看来,大宋收复了西京洛阳,在大诗人陆游心中极大的体现出中兴气象,那怎样才能算是真正的中兴呢?那就是:东西南北四个京城全部收复,至少这样,才算中兴。
那么杭州,究竟是怎样一个名分呢?既然不是首都,那又被南宋人称之为什么呢?杭州在宋高宗绍兴年间被升格为临安府,在南宋是实际意义上的首都,法律意义上的行在。何为行在?何为临安?行在者,皇帝出行巡幸之所在地是也,临安者,临时安定安稳之所是也。之所以在法律上称之为行在,又之所以在名称上称之为临安,那是为了表明,为了昭告天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南宋人不会忘记靖康之耻,不会忘记故土沦丧的耻辱,要奋发图强,要多难兴邦,但是,后来的统治者因为种种原因,不思进取、偏安一隅,南宋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主和派占据上风。但是,植根在人们心中的故都情节不会改变,朝中爱国志士如此,在野爱国志士亦然。因而主战派虽然不是主流,但是人才辈出,高宗朝有岳飞、韩世忠、张浚等人,孝宗朝有虞允文、辛弃疾、陆游,光宗、宁宗朝有一心主战的宰相韩侂胄,而对于民间的志士,让我想起了因为一首诗留下英名的书生林升,在都城临安的邸店,他看到了南宋的歌舞升平,他看到了人们醉生梦死、纸醉金迷,愤然写下《题临安邸》,诗曰:“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看来,杭州虽然是实际意义上的都城,但是,在人们的心中,尤其是在志士仁人的心中,被金国人占领的汴京,才是真正的大宋首都,永远,永远。
再说说三大陪都之作用。大宋王朝有不杀士大夫,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士大夫犯了错误,只要不是谋反谋大逆,基本上不会受到太重的处罚。我感觉最重的处罚,莫过于苏东坡、胡铨等人贬谪海南这种处罚,这些人在当时普遍与主流价值观相违背。不过问题来了,要是某些官员没有那么令人生厌而又曾经位高权重,或者说在朝廷里为主政大臣所不容,但是后台就是皇帝,那么,会怎么办,应该怎么办?三大陪都发挥了很多作用,安置了很多很多不太受欢迎但是皇帝又不愿意他们挨整的老干部,首先,安排这些老干部到三大陪都当个闲差,大多都是美差,绝大多数人都在那里干出来了成绩,因为三大陪都,虽然是陪都,但也是都城,到那里做官,算不得官场失意,算不得被贬,因而大多数到那里干活的老干部美滋滋,没有怨言,而且,那里没有骂人的御史台官员、没有太多朝堂上尔虞我诈的斗争,没有那么多勾心斗角,清闲、事情少、心静,在这里很容易干出成绩,一不小心就青史留名,一不小心就搞出石破天惊的创作。比如说,钱惟演当西京留守的时候,模仿李商隐,写出了许多西昆体诗句,使得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西昆体曾风靡一时。无独有偶,司马光担任西京留守,十几年如一日,笔耕不辍,写下煌煌巨著《资治通鉴》,被宋英宗高度评价: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因而得名“资治通鉴”。再者,南京留守,应天府知府晏殊被朝堂上大臣骂的挺惨,但是大boss,大leader,仁宗皇帝一心想要“保护”好他,就派遣他到南京应天府做主官。晏殊到南京应天府下车伊始,全心全意抓经济,一心一意搞教育,一方面劝课农桑,一方面聘请名师,劝课农桑使得南京应天府“稻米流油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聘请名师,主要是邀请了大佬,当然也是晏殊自己的门生范仲淹,当时范仲淹正在为母亲守孝,守孝期间不能够当官,但是当教书先生还是可以的,所以范仲淹一方面在自己的母校应天府书院教学,一方面又担任教导主任,抓成绩,抓学风,严打作弊、浪费等一系列不正之风,应天府书院教风、学风得到改善,一度成为四大书院之首(在白鹿洞书院还没有太出名之前),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好比是末流211摇身一变、脱胎换骨,成为了顶级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