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洛转身就走，寡妇之家，接触归接触，但最好不要呆的时间太长，要不然就有人传闲话，所以这次来，后面还跟着一个何雨水，至于说请吃饭的事，那个再说，有能力不忘恩，到时候做几个菜啥的也行，没有，他也不在乎，纯粹帮忙。
“你假期回家吗？”
在临别之际，王中华问王洛。
“看情况吧，我打算利用这个暑假找点课题，研究研究，前些日子去乡下收麦子，搞双抢，才知道咱们国家的小麦亩产太低了，200多斤就算是高产了，正好农大要跟我交流家兔养殖工作，我想着利用他们的实验室，研究一下小麦麦种，看看能不能提高一下产量，另外咱们国家还缺少化肥生产设备，也正好利用这个暑假参与一下研究工作。”
“嗯，这个好，真要研究出来，那咱们全过的老百姓都能吃上白面馒头了，去干吧，我跟你妈妈支持你，不管行与不行，咱们只要做了就成。”
王中华两口子开车拉着钟跃民去了钟家去住，王洛则跟着今天来玩的舍友们回了学校。
回到学校，王洛先起草了对于国内大型化肥的研究工作提案，上交到了院里，并申请钾肥研究资金。
氮肥、磷肥、钾肥和复合肥等化肥的出现，不仅大大增加了单位面积的产出，还缩短了农作物的生产周期。过去需要通过休耕和轮作以培肥地力的生产模式得以改变。同样一块土地上能够养活的人口数量大为增加。由此，欧洲人口进入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不过，化肥来到华夏却要晚很多。
上世纪三十年代，范老等民族企业家在金陵创建了华夏第一座化肥厂——永利硫酸铔厂，化肥工业开始起步，但直到1949年新华夏成立之时，全国各地的农业生产仍然是以农家肥为主。
随着各地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对肥料的需求越来越多。华夏的农村先从大力积肥入手，施肥量年年增加，这也是从1949年到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时期，大约每亩施肥量多的达到1000公斤左右。不过，这些肥料基本上都是肥效不高的农家肥。
1957年到1958年冬天，全国轰轰烈烈掀起一场积肥运动，提出要“家肥出门、矿肥出土、山肥下山、水肥上岸”。农民们向水底要河泥、要塘泥肥，向地下要草炭肥、要矿肥，向牲畜要粪肥，在积肥造肥上有许多创造和发明。
如：皖省农民把他们进行熏土、扫尘灰、换灶换墙、捞螺蛳的经验总结为“熏、烧、挖、换、扫、沤、铲、堆、拾、捞”十字诀。闽省连江县组织渔民打捞了大量苔菜、海胆、细蛤、海土等数十种“海肥”。
王洛记得小时候，还有一些老人，每天起的很早，拿着个篮子，出来捡拾动物的粪便拿回家上地用，可谓一点东西都不浪费，这个习惯差不多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在化肥不够用的情况下，一些地方的农民开始探索如何把传统的农家肥和有限的化肥组合起来综合施用，以达到最佳收益。1954年秋天，陕省醴泉县烽火农业生产合作社的51亩多玉米地，平均亩产达到566斤多，其中有1亩多的丰产地亩产更是达到了1500斤多，这可不是59年的时候故意宣传，这是实实在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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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之前，这里的每亩玉米地不过收三、四百斤。何以有了如此大的增幅？合作社主任王保京总结了一整套高产经验，包括深耕蓄水、选用良种、合理密植、防虫防风、人工授粉等，而对肥料的综合施用以及相应的配套灌既措施也是其中之一。
他细致地介绍了这套施肥经：除了每亩上圈粪8000斤、灰粪1500斤作为底肥，播种时上20斤硫酸铵。而在玉米生长过程中，还要施追肥4次：——当苗高一尺左右，每亩上旧墙土粪8000斤和硫酸铵16斤，沟灌第一次。
——当苗高三、四尺时，每亩再上20斤硫酸铵，沟灌第二次。
——玉米孕穗期间，又上10斤硫酸铵和20斤过磷酸钙的混合肥料，沟灌第三次。
——玉米灌浆时，再上硫酸铵10斤，并且在根外喷过磷酸钙溶液100斤，沟灌第四次。
工作做的特别细致，可见当时咱们国家的一些人，已经走在了时代前列，开始总结出自己的一套办法，但这种办法，好归好，可只是个例，哪有那么多的农家肥供他使用啊，最终还是要靠工业的大规模制造化学肥料来实现粮食增产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