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后几年的战斗中，我父亲骁勇善战，机智灵活，受到了军队的重视，当上了敢死队的班长，后又被提升为敢死队队长。
他不怕死的拼命精神、高深的武功和直爽豪放的性格得到了上司的赏识，被送到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开办的黄埔军校第二期受训。
从黄埔军校毕业以后，我父亲立即参加了闻名中外的北伐战争。
作为一名军官，他在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累立战功，颇有名气。
到了北伐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已经升任国民党某军的参谋长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父亲调到冯玉祥将军部作军官，率军在豫、鄂、皖一带抗击日寇。
他仍然亲自参加一次又一次的战斗。
有一回，部队和日军遭遇上了，他挥舞马刀，一口气刀劈日寇数人，被传为一时佳话。
1942年，我父亲调到当时的陪都——重庆工作。
这时，政治让他厌倦，无休无止的厮杀也使他觉得心力交瘁，他全身的重伤达七处之多。
从此，他不进官场进武场，终日习武练功，研究国术。
这既是他一生的爱好，又可以躲开世事，寄寓拳足。
就在这个时候，他在重庆结识了不少著名的国术家，如杜心武、张之江、万籁声等等。
杜心武是孙中山的镖师，自然门的掌门人，万籁声是杜的徒弟。
张之江是当时中央国术馆的馆长。自然门与筋经功有密切关系。
父亲和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技艺，互相交流，在振兴武术方面，作了不少有益的事。
1944年，家父彻底离开军队，回到剑阁老家，开始了他不问世事一心向武的归隐生活。解放后，他曾是地区政协的负责人之一。
于1951年病逝。
父亲的为人处世，对我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他身材高大，有着一米八四的个头，浓眉大眼，完全是一副标准的“武夫”形象。
他深受传统武林的影响，一生从不相信鬼神，只相信拳头和刀枪，对武术、气功痴迷极深。
他的个性同他的外貌是一致的，刚烈正直，倔强粗暴，见不得半点不平事，但处理方法比较简单。
还记得我小时候亲眼见到的一件事。
有一次，县上一个姓胡的袍哥大爷调戏一位卖唱的女子，这事让我父亲知道了，派我哥哥去解救，没想到我哥哥反而被胡大爷的弟兄包围起来。
我父亲勃然大怒，便一个人赤手空拳跑去找姓胡的兴师问罪。
当地人都知道我父亲武功的厉害，胡大爷也不敢得罪他，不仅放了我哥哥，也放了那位卖唱的女子。
我父亲气尤未消，大声武气地教训那个胡大爷：“你白披了张人皮，做人就要象个人的样子！”他一生好抱打不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眼里容不得丁点儿沙子！”当然，他一生也为这个好打不平吃了不少亏。
他性格虽好胜好强，但知道错了，他从不掩饰，不原谅自己。
我小时候在私塾读书，老师让我背《幼学琼林》，我因为淘气不好好背。
那个时候教私塾的老师极重师道尊严，手中随时拿着鞭子。
见我不好好背书，顺手就给我一鞭，我回嘴反抗，他就把我的帽子扔到火盆里烧掉。
碰巧我父亲见到了这一幕，觉得老师打学生可以，烧帽子就太过分了，便说了一句不太高兴的话。
老师听见了，也没直接和我父亲冲突，只是反复在嘴里嘀咕：“尧舜天子，桀纣天子……”我父亲听见这话忽然改变态度，向老师承认错误，还当着老师的面打了我。
当时我还不明白，为什么老师一说“尧舜天子，桀纣天子”就使父亲转变了态度。
长大以后才明白那是老师拐了弯的话：“你儿子就是个天子，如果教得好是尧舜，教得不好就要成桀纣。
”反正是说不教不行。由此事可见我父亲这人性格之耿直，知错就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