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年寿长。
”3这就是说，一方面，治形先须治神，神充则形壮；而另一方面，精神修养的最高境界和唯一通途又在于“静”，由此他才得出结论：“抱神以静，形将自正！”
庄子这种形神观，对中国古代养生思想和养生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这样一种神形观，导致中国古代养生文化走上了一条与古希腊及西方传统迥异的道路，使它不象古希腊大医学家、养生家希波克拉底所倡导的养生术(diaita)那样，以饮食卫生和身体运动为中心，而是将养生术建立在更为广泛的从精到形体的养护修炼基础之上。
同时，在这样一种形神观影响下，还促使庄子提出了更同东方气功接近的养生方法——“心斋”和“坐忘”：“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
听止于耳，心止于符。
气也者，虚而侍物者也。唯道集虚。
虚者，心斋也。
”1这就是以庄子为代表的著名养生学派——养神派的主要实践方法。
庄子的这种属于养生思想范畴的形神观，当然含有浓厚的客观唯心主义色彩。
因为他所说的“神”，往往是指具有超现实宇宙本体的绝对精神物——“道”的直接产物；另外，他无限扩张“养神”的作用和意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反对“养形”和“运动”的倾向，这显然是十分不可取的了。
在先秦著作中，从养生思想出发探讨形神问题最有力、影响最大的无疑还推《黄帝内经》。
《内经》的作者从养生医学实践出发，得出其唯物主义形神观。
它的所谓的“神”既非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物，它的“形”也并非简单归于“精气”，如同很多哲学家那样，它在借歧伯之口回答黄帝“然夫子数言形与神，何谓形？何谓神？”的问题时说：“请言形：形乎形，目冥冥，问其所病，索之于经，慧然在前。
按之不得，不知其情，故日形。
······请言神：神乎神耳不闻。
自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
若风吹去，故曰神。
”2也就是说，“形”就是可见可感知的实在人体。而“神”则是可悟而不可见、不可闻的精神意识。
在二者的关系上，《内经》的作者认为在人的生存过程中，由于形体的“精气”(血气、神气)的存在，才使人具有独特的精神、魂魄现象，换句话说，人的意识直接依赖其物质肉体的存在。
《灵枢·天年》中指出：“何者为神？歧伯曰：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
”从这种朴素唯物论的形神观出发，《内经》才推论出其寿天养生认识：“五脏坚固，血脉和调，肌肉解利，皮肤缴密，营卫之行，不失其常，呼吸微徐，气以度行，六腑化谷，津液布扬，各如其常，故能长久。”
也就是说，由于神依赖于形，形又以神为生命的标志，故而人的长寿也就是神长舍于形。为了养神，也就首先养形，在养形基础上神形合养合炼。
《内经》这种形神观对后世养生学的发展影响极大。
先秦时期所奠定的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色彩的形神观，对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发展，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深刻的影响和指导作用。
后世的养生家们基本上是追循这样一种形神观来发展自己的养生思想的。
西汉《淮南子》的作者认为形体是生命的房舍，而“精”或“气”是充斥于形体之中最重要的生命物质，精神则是生命的主宰。
《原道训》说：“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
一失位则三者伤矣。
”在形、气、神三者中，他认为养生应抓住“神”这一生命主宰，“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
”以这一认识为出发点，他赞同并论证了道家传统以静养神的养生主张。
太史公司马谈则在先秦道家养生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形神离则死”的观点。
明确提出“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蔽，形神离则死。
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
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
(《六家指要》)形神不能离，那么在养生实践中就要从身、心两个方面着手，排除一切以养神、养心取代养身、养形的说法，将养生思想建立在一个唯物的认识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