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早上起来后开始拉肚子，一上午就拉了五六回。中午时分，感觉肚子饿了，就切了点肉，用奶锅煮了一碗面条吃。刚吃了一半，肚子开始鼓胀疼痛。
我放下碗筷，静坐着看了一会儿电视，觉得腹部的疼痛感逐渐加剧，越发的难以忍受，就放下碗筷，躺在床上。
上床之后，我仰躺着，脑际一片空白，满脑子只有整个腹部几乎无法忍受的胀痛。我想，我恐怕是要住院了！
一想到住院，心里就揪得慌。我没有买保险，也没有交医保社保。我没有存款，还欠着这么一大笔待还的债务！
这样的经济条件，我怎么敢去住院？！
我闭上眼睛，想着这些年走过的路，可谓是磕磕绊绊、跌跌撞撞，几乎每一步走得都不顺当。当兵四年，考了一次军校，名落孙山。正在为第五个年头服役找关系转志愿兵时，部队裁撤了。
退伍后，到处给人打工。在看守所上班期间，有个在押死刑犯人要从我手里逃脱，他家人给了我满满一袋子钱，足有百十斤，我胆小，我守法，我不敢要。后来结婚、生子。婚后进入报社做发行，从投递员做起，一直做到地市发行站站长一职。再后来，传统媒体没落，滑落神坛，网络媒体兴盛，报社几乎把全省所有地市二级站都裁撤了。我失业了。
这一年是2008年，我四十岁。
报社撤站这天，恰好是我生日！
子曰：四十而不惑！
人家孔圣人到了四十岁能通达事理，不被外物所迷惑。而我，到了四十岁这一年，却失业了，一下子迷茫了，蒙圈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从1999年在《大河报》做发行员，到2004年7月份离开《大河报》，在这五年多的时间里，单位不管三金。2004年7月份进入《东方今报》做发行站长，到2008年12月单位撤站，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报社就给我交了一年多的三金。2009年，《东方今报》还了社长后，又想把我们已经裁撤的地市站站长们召集起来，做地方版报纸，想以此给行将就木的报社续命，于是，本来已经解散的省辖市二级发行站负责人，又聚集在一起，由个人筹措资金、投入钱财出地方版，开始为报社、也为自己打拼，不成想干了一年多，社长宝座再次换人，不让我们地市站做地市版报纸了。我们这些人不仅没挣到钱，投入的成本都没有收回，于是，就有许多地市站负责人到报社去维权、讨要说法。
那次维权、讨要说法我没去。那些参与了维权、讨要说法的地市站负责人，经过和报社讨价还价后，报社都给了他们一个说法，也就是给了他们一些经济上的补偿。
反倒是如我这等要脸面、不去讨要说法、抹不下脸面的人，只能认亏！
这就是老实人的下场！
失业了，就艰苦创业吧！
在创业的路上，做过各种尝试，后又加入自媒体阵营，然后卖酒谋生。一路走来，一路的艰辛。
2019年春，我认识了一位大腕级经济学家。他私下对我说道：“据我估计的经济前景有两种。第一种是乐观估计：三至五年内，钱难挣不经花；悲观的估计是，五至十年内，钱难挣不经花。”
我是从2013年开始卖酒，生意一直还行，日子也还过得去，所以，那时对他说的“钱难挣不经花”这些话，丝毫不以为意，反倒认为他是危言耸听的砖家。
我处在社会的底层，站得低看得近，犹如井底之蛙，哪知道大环境大方向会是如何走向？既然不知道未来的大环境大方向，就只能鼠目寸光的摸黑前行，过一日算两晌。过着过着，就知道了经济学家就是经济学家，他估计的经济前景，变成了现实的经济环境，于是，我在这个大环境里，开始再一次蒙圈了！
这一段时间，我常常在暗夜里问自己：我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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