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廿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
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事。事已大毕，乃临于海。
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专心揖志。
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
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优恤黔首，朝夕不懈。
除疑定法，成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
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
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
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富。节事以时，诸产繁殖。
黔首安宁，不用兵戈。六亲相保，终无贼寇。欢欣奉教，尽知法式。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
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琅邪台刻石文之后，附记了这篇最长刻石文产生的经过：李斯王贲等十一位随皇帝出巡的大臣在“海上”会商，一致认为古之帝王地狭民少动荡不休，尚能刻石为纪，今皇帝并一海内天下和平，天下相与传颂皇帝功德，更该刻于金石以为表经。于是，产生了这篇专一地全面地叙述灭六国之后帝国新政举措的文辞。
列位看官留意，这三篇刻石文极易被看做歌功颂德之辞，而忽视了它对历史真相真实记载的史料价值。就后世史家对秦史的研究而言，至少忽视了琅邪台刻石文中的两处事实：其一是“器械一量”一句。所谓器械，衣甲兵器也；所谓一量，统一规定形制尺寸重量也。这一事实是说，秦在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等等之外，还有一个统一，这就是统一大军装备的形制尺度与重量。在诸多史家包括军事史、兵器史等专史与文化人的知识认定里，都以为兵器衣甲装备的标准化是从宋代开始的，因为，历代兵书中，只有宋代编定的武经总要规定了各种兵器的尺寸重量。对秦帝国的兵器装备标准化，既往的通常说法是史料无载，一直到当代考古学者在秦兵马俑中发现了大量尺寸、重量、形制同一的箭镞，方才提出了这一理念。事实上，琅邪台刻石文中的“器械一量”便是确实无误的史料。而且，刻文中将“器械一量”与“同书文字”并列，可见其重要。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对此条的解释是：“内成曰器，甲胄兜鍪之属。外成曰械，戈矛弓戟之属。一量者，同度量也。”所指意涵非常明确。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被人忽视而没有作为公认史料提出罢了。其二是“六亲相保，终无贼寇。”当代人大多激烈抨击秦政中的连坐制，几乎没有哪个史家或学人提出连坐制在当时的实际意义。这一条给我们展示了秦帝国自家的实际解释：连坐制的实际意义在于“六亲相保”，其实际效果则是“终无贼寇”。也就是说，起于战时管制的秦法连坐制，通过相互举发犯罪，而达到共同防止犯罪，进而族人亲人互相保护的目标。对于社会总体效果而言，没有人犯罪了，自然也就没有贼寇这种罪犯了。因为这一实际效果，秦统一中国之后，连坐制非但没有废除，反而是推向了整个华夏。自秦之后，后世断续沿用连坐制而始终不能彻底丢弃，应该说，这种实际效果起了决定性作用，尤其在战时社会。
就是在这次大巡狩滨海之行的后期，卢生徐福等几个方士第一次上书皇帝，万分肃穆地说海中有三座神山：蓬莱、方丈、瀛洲，上有仙人居之，请求携带童男童女出海求仙。从一个方面说，始皇帝亲临大海，眼见其壮阔辽远，对流传久远的海中有仙之传闻不可能完全拒绝相信，更兼其时嬴政皇帝的暗疾已时常发作，遂允准了卢生徐福之请，准许其筹划出海求仙。从另一方面说，其时六国贵族多有逃亡，许多贵族后裔都逃遁到海岛藏匿；嬴政皇帝完全可能以方士求仙为名目，派出精干斥候于护卫求仙的军士之中，以求查勘贵族藏匿之真实情形。
第三次大巡狩，在始皇帝二十九年公元前21络已经是前所未有的便捷。若嬴政皇帝的大巡狩只走大道，应该是极为快捷且相对舒适的。然实际情形却恰恰相反，嬴政皇帝足迹所过，十有八九都是没有大道的险山恶水，其迂回绕远自不待言，其艰脸难行更是亘古未见。姑且以大数计之，平均每次大巡狩以万里上下计，则五次大巡狩便是五万里上下。若再加上秦王时期的三次出行，七八万里之数当不为夸大也。在以畜力车马为交通工具的时代，在华夏山川之绝大部分尚未开发的时代，要走完七八万里山水险地谈何容易。
嬴政皇帝五十岁劳碌力竭，岂非古今君王之绝无仅有哉
注释：
1此三篇刻石，皆以韵断意。史记秦始皇本纪索隐云，前两篇为三旬一韵，琅邪台文为两句一韵。，，；手机阅读，